在1991年徐克執導的電影《黃飛鴻》裡，山東武師嚴振東練就一身鐵布衫，一心想憑硬功夫闖出名堂，在佛山挑戰黃飛鴻被拒，後來淪為沙河幫所利用。這個⻆色頗為類似17年後《葉問》裡的北方武師金山找，不過金山找最終成為葉問的夥伴，嚴振東卻被美國的洋槍奪走性命。臨死前，他握著黃飛鴻的手留下遺言：「我們的功夫再棒，也敵不過洋槍。」清末練武之人面對新式武器的無力感，許多人在AI時代恐怕心有戚戚焉。

2026年10月6日，美國人工智慧巨頭OpenAI一口氣公開700多份由AI產生的數學研究文稿，宣稱在數百個長年困擾數學家的難題上取得進展或解開。儘管這些成果尚待數學界逐一檢驗，卻已引發一場意想不到的爭論：面對機器可能帶來的重大學術突破，部分數學家的反應竟是不滿與抗議。「人類數學協會」（Association for Human Mathematics）批評，OpenAI一次性公開大量研究結果，與其說是在展現學術成就，不如說是在展示權力。他們認為，數學研究的意義不只是得到正確答案，更在於人類為了尋找答案而付出的努力，以及在解題過程中獲得的啟發與理解。

這場爭議乍看有些荒謬，AI若真能解決人類苦思數十年的數學難題，難道不是值得慶祝的好事？人類難道應該為了維護數學家的職業尊嚴，拒絕科技帶來的知識進步？《經濟學人》的〈如果機器接管科學，會發生什麼事？〉（What if the machines take over science？）一文，便對這種抗拒態度提出質疑。畢竟科學知識不屬於任何學術行會，追求真理也不應是少數專家的特權。機器若能更有效率地發現新知，人類沒有理由堅持每一個答案都必須由自己親手找出。

然而《經濟學人》也提出另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如果機器發現真理的速度，遠遠超過人類理解真理的能力，科學又會變成什麼模樣？

美中AI帝國的新版圖

AI對人類的衝擊除了知識層面，當然也包括台灣最關心的地緣政治與國家安危。當台灣製造出支撐全球人工智慧革命最重要的尖端晶片，是否就代表我們能夠掌握AI時代的命運？《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10月20日刊出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資深研究員佛格森（Niall Ferguson）、牛津網路研究所博士候選人克拉森（Lisa Klaassen）與Google前執行長施密特（Eric Schmidt）合撰的〈AI帝國：一個全球新秩序的興衰〉（Empires of AI: The Rise and Fall of a New Global Order），就提出了一個令人不安的論點：美中兩強正在建立新型態的帝國，統治範圍不只是領土、貿易路線與領空，還延伸到知識本身。

這篇文章指出，大英帝國靠的是加煤站、戰略水道、海底電纜與英鎊金融；AI的進展則仰賴能源、關鍵礦產、先進晶片與巨額資本。作者們認為，AI具有天生的「中心︱邊陲」結構：尖端模型的控制權與收益集中在美中少數企業手中，其他國家則逐漸成為依賴者，政府使用自己無法檢視的模型，企業產品建立在可能一夕之間就被調價、甚至撤回服務的介面上。

人工智慧儼然成為美中科技戰的最前沿陣地，不過雙方目前的做法可說各擅勝場：美國向盟友提供昂貴、大多封閉的技術體系，換取對方遵守出口管制；中國則透過價格較低、可以自由下載和修改的開放權重模型，搭配硬體、雲端服務與工程師向外擴張。兩種模式雖然不同，導向的結果卻可能殊途同歸：全球愈來愈多國家，必須依賴少數科技強權提供的人工智慧能力。

這個新帝國秩序最令人不安的矛盾，就出現在台灣。


▲2026年10月16日，南韓首爾，一場半導體展上，SK海力士展位的螢幕顯示人工智慧（AI）影像。（美聯社）
AI帝國的心臟，還是可被犧牲的邊陲？

佛格森等人將台積電視為全球AI技術體系的關鍵節點，卻同時警告，台灣可能因為自己的不可取代性，成為美中衝突最危險的前線。這篇文章更提出「台灣晶片危機」（Taiwanese chip crisis）的概念，從另一個角度檢視我們心中的「護國神山」：如果北京試圖奪取台灣，美國可能面臨武力抵抗或默許的艱難抉擇。此時所謂「矽盾」不再只是保衛台海安全的有力防護，因為AI軍備競賽加上美中兩國日益沉重的財政壓力，可能反而使台海衝突風險進一步升高。

該文同時指出，美國正推動台積電在亞利桑那、日本熊本與德國德勒斯登擴充海外製造能力，部分獲得政府資金支持，目的之一正是降低全球對台灣的依賴。更不要提川普與盧特尼克（Howard Lutnick）、貝森特（Scott Bessent）一再宣稱台灣偷走了美國的晶片製造，要把相關產業拉回美國才能心安。這也形成了台灣的戰略悖論：我們愈是不可取代，就愈可能成為強權爭奪的焦點；但當其他國家成功降低對台灣的依賴，我們原有的戰略籌碼又可能受到削弱。悖論也有另一面：佛格森等人指出，一旦台灣的半導體地位不再不可取代，北京動武的理由也會隨之減弱；問題在於，世界此刻正處於台灣仍不可取代、因而值得強權為它開戰的窗口期。

當然，中國對台灣的政治與軍事企圖，不能單純簡化成對晶片供應鏈的爭奪；想得到台積電的產能也不是只靠占領幾座工廠就能完事，背後仍需要設備、人才、材料與全球供應鏈持續運作，只是海外擴廠同樣不等於台灣的先進製造能力可以立即被取代。但這篇文章仍然提出一個台灣不能迴避的問題：我們的戰略價值，究竟來自自身掌握的自主能力，還是美中兩強對我們的需要？

台灣製造了支撐全球AI革命的晶片，卻未必能決定這場革命的方向。最具影響力的AI模型、研發資本、雲端服務與技術標準，仍高度集中在美中大型科技企業手中。當AI逐漸成為科學研究、經濟生產乃至政府決策的基礎設施，台灣即使掌握了最先進的晶片製造技術，是否仍可能失去決定自身命運的能力？

新帝國的「停機開關」

以色列歷史學者哈拉瑞（Yuval Noah Harari）今年在英國政治Podcast節目《The Rest Is Politics》中，接受英國前國會議員羅里·史都華（Rory Stewart）訪問時，把這層依賴關係推得更遠。

哈拉瑞認為，AI與過去工業革命最大的不同，在於蒸汽機、火車與紡織機終究只是工具，人類仍然決定如何使用；AI卻逐漸成為能自行作出判斷、提出想法的「行動者」（agent）。這不只讓科技發展的速度可能超越人類理解與監督的能力，也讓科技霸權具有過去帝國不曾擁有的權力。

當年羅馬帝國就算征服整個地中海，也無法把埃及的麥田搬到義大利；大英帝國同樣無法把伊拉克的油田搬回約克郡。到了AI時代，許多原本依賴當地人類知識與專業技能的經濟活動，卻可能由遠方的AI系統接手，創造的價值也隨之流向掌握模型的帝國中心。

史都華舉例，假設英國一家保險公司原本雇用數千名客服與工程師，美國AI企業卻能以模型取代這些工作。英國政府不但失去勞工所得稅，還得支付失業救濟；生產力提高的收益卻流向美國科技企業。哈拉瑞則指出，更令人不安的是所謂「停機開關」（kill switch）：羅馬商人把弓賣給境外部落，羅馬城裡沒有按鈕能讓這些弓突然失靈；但他說，如果向美國人買AI無人機群，華府就有一個按鈕，按下去它就停止運作。

哈拉瑞對AI依賴關係的警告，我在製作「無人機神話」專題訪問前參謀總長李喜明時，也聽過完全相同的提醒。這當然並不代表所有美製武器都被證實設有遠端停用開關，讓盟國的安危繫於白宮或五角大廈的一念之間，但這個反省確實點出了數位技術與傳統武器的關鍵差異：當核心功能持續依賴外部軟體、雲端運算或模型服務，買下設備未必等於取得完整的控制權。

今年6月，美國商務部限制外國國民使用Anthropic兩款最先進的模型，導致Anthropic一度對所有客戶暫停相關模型服務，直到月底美方解除限制，7月才陸續恢復。這並不是軍事武器遭到遠端關閉的案例，卻說明關鍵AI服務的存取權，確實可能受到供應國政策左右。

哈拉瑞在訪談中替英國提出三條路：接受對美國AI的依賴、付出高昂代價發展自主AI，或與歐洲國家合作建立共同的技術能力。無論哪條路都有代價，但他強調，最糟糕的就是不作選擇。這也是「主權AI」（sovereign AI）這個概念之所以重要的原因。

對台灣而言，主權AI並不是所有技術都必須自己製造、也不是拒絕國際合作，而是當關鍵供應商改變條件、限制用途，甚至因地緣政治因素中止服務時，我們是否還有替代方案。可替換的供應商、可檢驗的系統、必要的在地算力，以及不會因單一企業的決定，就讓公共服務甚至國防系統陷入癱瘓的制度韌性，都是主權AI應該追求的目標。但從目前AI的發展看來，連日本與德國這樣的科學與製造強國，都還難以擺脫對美中模型與雲端服務的依賴，發展「主權AI」確實是一條漫長而困難的道路。

民主不能只是「替機器的決定背書」

AI帶來的挑戰不只是技術由誰控制，還有一個更根本的問題：當機器逐漸接管人類社會的重要制度，最後究竟由誰負責？哈拉瑞今年稍早接受《經濟學人》總編輯敏頓·貝多斯（Zanny Minton Beddoes）專訪時，曾提出一個令人不安的預測：人類可能逐漸把金融決策交給AI，機器則會發明遠比股票、債券更加複雜的金融工具，以至於人類再也無法理解它們如何運作。

他描繪的場景是：10年後某天金融市場崩盤，顧問衝到總統或首相面前，告訴他市場正在崩潰，沒有人知道原因，必須採取行動。AI提出了建議，卻沒有人理解理由，但政府仍然只能選擇相信它。這其實無需做太多的思想實驗，跟AI深度協作過的朋友，大概都會有類似的感覺，在AI的知識量、理解力、閱讀速度、生產力近乎全面碾壓之下，作為人類的操作者往往連跟上腳步都力有未逮，所謂「人類審核」恐怕不是字面上那麼容易。這也讓人擔心，當機器愈來愈擅長提供答案，人類卻可能逐漸失去理解與質疑答案的能力。

同樣的問題出現在軍事決策。哈拉瑞指出，AI已經開始影響戰場情報分析與目標選擇，人類分析師被要求必須獨立檢驗AI建議，再作出決定；但在瞬息萬變、戰機稍縱即逝的戰場上，如果只能在極短時間內確認機器選出的目標，所謂監督就可能淪為一種形式上的批准⸺因為人類可能根本沒有能力這麼做。所以問題不在於最後是不是由人按下按鈕，而在於這個人是否真正理解自己正在批准什麼，又有沒有能力否決。

對民主社會來說，這尤其重要。政治不是數學考試，並非每個問題都有公認的唯一正解。資源應該如何分配？國家應該承擔多少風險？當少數人的權利與多數人的利益發生衝突時，又應該如何取捨？這些問題不能只由演算法的效率或預測準確率決定，還必須經過公共辯論、法律程序與民主監督。

台灣今年1月14日公布施行的《人工智慧基本法》，已將「人類自主」、「透明與可解釋」及「問責」列為重要原則，政府也積極推動主權AI及相關基礎建設。但法律原則不能只停留在紙上：當AI參與醫療資源分配，病人能否質疑它的判斷？當AI協助政府審核補助資格，民眾能否要求說明、提出申訴？當AI介入重大政治甚至是軍事決策，政治領袖是否仍有能力獨立判斷，並且承擔最後的責任？

如果政府未來只需要告訴人民「AI認為這是最佳方案」，卻說不出任何支持的具體理由，也沒有能力推翻機器的判斷，那麼選舉與民主監督還剩下多少意義？

哈拉瑞擔憂，當科技巨頭宣稱AI必然愈來愈強大、人類終將失去控制，這種宿命論反而可能成為掌握科技權力者逃避責任的藉口。AI應該要以多快的速度發展、應當遵守何種安全規範、哪些權力可以交給機器，本來就是人類的政治選擇。當這些問題被描述成無法改變、也不該抵擋的科技命運，等於取消了政治存在的意義。

台灣當然是全球AI革命的重要推動者，卻也是美中霸權競爭最敏感的前線；我們能製造最先進的晶片，卻仍須努力確保自己能夠掌握技術應用的方向；我們可能因AI創造更多財富，卻不能因此忽略財富分配與民主問責。電影《黃飛鴻》的電影片尾留下一句話：「如果這個世界真有金山的話，這些洋船為什麼要來我們的港口呢？也許我們已經站在金山上了。」台灣或許早已站在AI時代的金山上，問題是，站在金山上的人，能不能決定這座山該怎麼用。

真正的主權，從來不只是擁有某項技術或某座工廠，而是一個社會即使面對強大的外部力量，仍然有能力依照自己的價值，決定應該走向何方。在這個AI時代，這項能力的重要性，恐怕不亞於我們引以為傲的半導體製造實力。或者這麼說，當人工智慧開始替我們回答所有問題，我們是否還有能力，決定自己究竟該問的問題到底是什麼？

… 本文摘錄自 新新聞 2026/10月 第206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