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GQ》在台30周年的里程碑，我們也正迎來AI澈底重塑文明的關鍵時刻。當算力、自動化已成為生活日常，宏碁創辦人施振榮長期深耕的「王道精神」和無任所大使、前數發部長唐鳳倡議的「數位公民韌性」，成為平衡技術與人文的核心基礎。為了探索變革中的社會信任與民主，《GQ》特別促成這場跨越台北與溫哥華的越洋對談，邀請兩代科技領袖探討下一個30年科技浪潮中的人性溫度與社會韌性。

文─陳育晟　插畫─Piemiin　編輯─郭璈

PROFILE
施振榮（Stan Shih），1944年生，宏碁集團創辦人，台灣科技產業的重要推手。1976年創立宏碁，帶領台灣品牌走向國際，並於1992年提出「微笑曲線」理論，影響台灣製造業轉型策略至今。卸任後持續投入社會公益，現任智榮基金會董事長，深入探討人文、藝術與科技的關聯性，並積極推動長壽社會議題。

PROFILE
唐鳳（Audrey Tang），1981年生，台灣首位數位發展部部長（2022-2024），也是行政院史上最年輕的政務委員。14歲自學程式，曾參與Perl6語言設計，並投入g0v零時政府開源社群。任職期間推動開放政府、資料透明與公民科技。現為中華民國無任所大使，持續在國際倡議「多元民主」（Plurality）理念，主張科技應服務於多元社會而非集中權力。

GQ：在AI時代，假新聞與偽造影像氾濫，到底該如何保證AI的產出不會損害公眾信任？

STAN SHIH：我今年創業剛好滿50年，但其實我從一開始就在實行「王道精神」，也就是以利他為核心，去平衡「有形」「無形」「直接」「間接」「現在」「未來」六面向價值，透過價值共創達成社會永續共榮。目前我發展出一個AI分身，取名叫「阿丹」（編按：呼應施振榮英文名Stan），我把王道思維植入在這個AI。它背後是龐大的智能（智識與才能），是一般人無法比擬的能量，但加上王道的正確思維，能讓大家在做決定時有重要參考。它的回答框架必須經過「三思而後想」，當它能妥善處理這些複雜的利益關係時，產出的內容就不會是隨機幻覺，而是非常有價值的參考方案。

AUDREY TANG：現在很多生成式AI的訓練是為了附和人類，因為如果不討好使用者，使用者就不會續約，但「阿丹」是在嘗試成為一種有承擔的智慧體，不隨便用幻覺、話術安撫人。這其實就是韌性的展現。處理社會詐騙或分化的資訊時，如果只靠反射性思考，其實很容易提出極端方案。我們的做法是推動「Civic AI」──中文名我取叫「『仁』工智慧」，透過隨機抽樣找出具有統計代表性的公民，讓他們在AI主持的虛擬圓桌討論，並確保每個人都有發言機會。「仁」是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好的AI設計應該要看到：我們有哪些關係？如何讓這些關係更健全？我們應該把增進關係當成訓練標的。透過這種方式，我們收斂很多可行方案，例如「廣告實名制」，也就是所有廣告必須有數位簽章，否則推定為詐騙；如果平台刊登未簽章的廣告，導致使用者損失，需付連帶賠償責任。

我認為，重點不是打造一面鋼鐵盾牌，而是建立像免疫系統一樣的分散式防禦機制，讓公民、平台、政府共同承擔，而且反應越來越快。

STAN SHIH：這其實和王道思維中的「利益平衡」不謀而合。我常說，要做到「仁、禮、利」，仁是人際關係，禮是次序，利是利益平衡。

身為領導者，AI能幫助你更精準平衡各面向嗎？

STAN SHIH：絕對可以。AI的反應速度比人類快太多。以前我常自嘲，我離開宏碁前，腦袋還是32位元的CPU（中央處理器），但現在AI的運算是天文數字。AI雖強大，如果沒有王道思維做為導引，就變得有知識卻沒智慧，一個聰明但沒有正確價值觀的人，帶來的破壞力更大。

AUDREY TANG：我完全認同Stan哥說的，擁有智能（智識與才能）不代表一定會做好事。我們要把衝突看成對話的素材，而不是對決的終點。我在仁工智慧中提出「關懷六力」，包括「覺察力」「負責力」「勝任力」「回應力」「團結力」「共生力」，希望把衝突、對立轉化成共創的力量。就像台灣雖然處在地殼板塊交界處，地震頻繁，但只要做好防震，這股力量反而讓玉山每年長高。

既然AI能幫助你們平衡各面向，那麼領導者的角色是什麼？在AI時代的領導者需要哪些特質？

STAN SHIH：最重要的特質是溝通。我曾提出「5C決策原則」，前三個C都是「溝通」（Communication），接著才是「共識」（Consensus）和「承諾」（Commitment）。領導者必須以「眾人之事」為念，不論是組織或國家，本質上都是政治。好的領導者不應考慮政黨或個人私利，而應以國家、社會利益為使命。利他就是最好的利己，領導者應該廣納意見，以貢獻為導向，才是有力量的領導。

AUDREY TANG：我也很認同「利他就是最好的利己」這句話。這其實是結構性問題，現在的社群媒體演算法傾向讓使用者上癮，追求PPM（每分鐘極化程度）。這種演算法只會讓你看到最極端的影子，而非真實的人。因此，AI時代領導者最重要的任務，便是引進「搭橋」系統。好的演算法不應只推送最極端的聲音，而應找出不同立場間，罕見卻出乎意料的共識。領導者則必須利用這種具備翻譯與搭橋能力的系統，否則社會將陷入無止盡的憤怒交換，原本談得來的人也會變得無法溝通。


▲現為無任所大使（巡迴大使／Ambassador-atlarge）的唐鳳持續積極參與國際論壇與科技峰會，將台灣的數位民主經驗與科技發展思維推廣至全球。
很多人也擔心，AI會加劇貧富差距，掌握算力的人占盡優勢，但買不起訂閱服務的人，可能淪為數位階級底層。該如何弭平這種數位不平等？

AUDREY TANG：智慧醫療是很好的切入點。過去，智慧診斷資料分散在各機構的孤島中，對這些資料，目前有兩種主流思維。

第一種是「資料石油」，把資料視為私有資產，將其萃取後，上傳至大型雲端中心運算。病患像是提供原油的人，最後被加工成精準醫療產品，再賣回給大眾，這種模式很容易導致算力集權。

第二種是「資料土壤」。這是台灣正在推動的模式。我們透過國際標準，建立底層互通平台，把資料留在本地，應用程式則模組化，像個人電腦一樣可以自行組裝與替換。在這種模式下，算力階級的問題會被淡化。

STAN SHIH：貧富懸殊是全球性挑戰。台灣目前相對緩和，但仍必須透過稅制、再分配等政府制度與教育來解決。AI教育尤其重要，因為教育能提升個人在未來社會創造價值與貢獻的能力，進而提高收入。

我認為媒體也有責任。現在很多媒體為了追求收視率、點閱率，傾向報導極端對立內容，應該要回歸「創造社會價值」的初衷才對。資本主義中的貧富差距其實是一種「系統性Bug」，而ESG和政府政策則可扮演修正機制，讓系統重回平衡。


▲即便已從一手創辦的企業集團退休，施振榮仍持續透過智榮基金會與其影響力，推廣其「創造價值、利益平衡、永續經營」的王道哲學。
除了弭平貧富差距，AI還可以如何在推動社會公平、正義上發揮更積極的角色？

AUDREY TANG：台灣的數位民主經驗，其實已在世界上發光。去年加州州長紐森（Gavin Newsom）和我們合作推動Engaged California計畫，應用台灣模式，在洛杉磯大火重建中，透過Civic AI找出大眾能接受的共識方案。在日本，AI工程師出身的參議員、未來團隊黨魁安野貴博，也引用台灣的「多元共創」體系，運用政黨黨綱和數位民主實驗中。

這印證Stan哥當年提出王道精神的期許：結合科技和王道精神的東方矽文明，發祥地未必在美國矽谷，也可以是台灣。我們透過AI讓複雜的社會議題，從對立轉變為共識。

STAN SHIH：台灣雖小，但對國際社會的貢獻很大。像我最近被英國國家長壽創新中心（NICA）任命為唯一來自東方的「樂意科技部長」（Minister for Meaningful and Joyful Technologies），代表西方頂級科研機構認可東方觀點在解決高齡化問題上的必要性。

過去氣血、經絡等東方養生哲學，因為缺乏量化數據佐證，常被西方視為玄學或非科學。運用AI與感測技術，就能把東方的身體感受、養生效果轉化為西方醫學能理解的數據、圖表和科學實證。這就是東方矽文明的精髓──用西方工具來證明東方智慧，使其成為全世界能接受的普世價值。

「人」做為主體，有什麼是AI永遠無法模擬或取代的？

AUDREY TANG：與其說AI無法模擬，不如說我們拒絕讓它模擬。AI已經可以純熟模擬親密關係、聽人告解，但我們並不希望這些角色由機器扮演。

人際關係的溫暖源於對等的感情投入。如果我投入真心，對方卻只是把我當成待萃取的石油，就像是羅大佑〈美麗島〉唱的「真心換虛擬意」。我們應該堅守人與人之間誠摯連結的領域，並拒絕那種「不跟上AI模擬就落伍」的集體焦慮。

STAN SHIH：我認為，人永遠是AI的主導者。AI是腦力的延伸，就像工業革命是體力的延伸，我們不一定要了解技術底層，只要會應用它就好。就像你會開車，但不一定要會造車。台灣定位為「創新矽島」，就是要在人類文明中，成為創造價值與貢獻的中心。

兩位怎麼把這些理念化為生活日常？

STAN SHIH：我的祕訣是⋯⋯往前看。過去的事情已經過去，再怎麼想也幫不上忙，心態決定一切。

AUDREY TANG：活在當下很重要。每天醒來，我都期待把昨天的學習融入生命，並期待今天的新接觸。這種熱情與正向思考，在AI時代不可或缺。

“我完全認同Stan哥說的，擁有智能（智識與才能）不代表一定會做好事。我們要把衝突看成對話的素材，而不是對決的終點。”
—唐鳳，台灣首位數位發展部部長

… 本文摘錄自 GQ 2026/5月 第32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