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世紀中葉，歐洲人以「福爾摩沙」（美麗之島）之名讓臺灣登上國際舞臺；然而到了十七世紀末，臺灣被納入清朝版圖，當時來臺的漢人以及直到十九世紀末擔任福建臺灣巡撫的劉銘傳卻將臺灣視為「瘴癘之地」。割讓給日本初期，日本人甚至稱臺灣是「鬼界之島」，認為必須「馴化風土」才能居住。

「瘴」原寫作「障」，有阻礙之意，是指在濕熱山林間生成的氣體。秦漢以前，中原王朝對南方的認識相當有限；西漢的司馬遷《史記》中提到：南方的氣候溫暖、潮濕，容易讓人生病，甚至死亡；東漢的皇帝出兵征服南方，受阻於當地氣候導致的流行疾病，更形成南方有某種「害氣」的觀念。南北朝時期，「瘴」字出現；到了唐朝，南方的害氣才開始稱為「瘴氣」。

按中國傳統的方位觀念，中原位居天地中央，風土最佳，是文明人所居；南、東、西、北四方為邊緣，風土各有欠缺，是「蠻、夷、戎、狄」等野蠻人居住的地方。在歷史發展中，表面上是中原向四方擴散，事實上是四方向中原的輻輳。南方既是「蠻夷之邦」，更是瘴癘之地，中原民族因此對南方產生畏懼、偏見與族群歧視。

就中國歷史的發展來看，從黃河流域的沖積平原到長江流域河谷的開發，相隔約一千年，就是被「瘴癘」所阻礙。冷冽冬風橫掃下的乾冷北方，許多菌蟲無法生存；相對的，南方溫暖、潮濕的氣候，盛行的傳染病也較多，北方族群一來到南方，隨即發生適應困難。

中原人士也相信「瘴癘之地」會隨著漢人往南遷徙、開拓而逐步退縮。到了十七世紀初，按晚明學者章潢《圖書編》所述，「瘴癘之地」已從長江流域退至大陸邊緣的雲南、廣西、廣東、貴州四省，以及福建、四川兩省的部分地區。


十七世紀時， 英國醫師西丁漢(Thomas Sydenham) 提出「瘴氣說」，認為骯髒的土壤或水所散發的汙濁晦氣會導致疾病；十九世紀末，由於瘴癘症狀和瘧疾、傷寒類似，學者們曾認定瘴病就是惡性瘧疾(Perniciousmalaria)。

根據研究發現， 九千萬年前瘧疾(Malaria) 就已存在， 可能是人類最古老的疾病之一。過去人們相信瘧疾是由有毒氣體引起， 便是由「壞(mala)」和「空氣(aria)」組成的；但現代醫學證實瘧疾是由「瘧原蟲屬」(Plasmodium) 的兩百多種物種感染，這些微小寄生蟲會使各種爬蟲類、鳥類與哺乳類動物染上疫疾，其中有四種以人類為目標，這些寄生蟲是「雌性瘧蚊」(Anopheles) 為產卵而吸食人血所傳播。

瘧原蟲和人類一樣起源於非洲，隨著感染過瘧疾的人（即血液中帶有瘧原蟲的人）遷徙，瘧原蟲從非洲擴散至歐洲、印度和中國等適宜蚊子生長的地區，於是瘧疾在各地出現了。瘧疾一旦發生，會轉變成當地的風土病，成為持續存在的威脅。中國最早出現「瘧疾」這個名詞是在二千二百多年前的《禮記》，後來的文獻中，「瘧」常出現在北方，「瘴」常出現於南方。據考古發現，古代北方氣候溫暖潮濕，是適宜瘧疾存在的環境，隨著氣候變化，瘧疾才逐漸撤退；按南宋地理學家周去非的說法：南方的病都稱為「瘴」。

由於「瘧」是會反覆發作的，從漢朝到隋唐的醫家都將「瘧」和「瘴」視為同一病症，直到唐代名醫王燾《外臺祕要》才開始區別藥方；明朝李時珍《本草綱目》將瘴氣與瘧疾分開陳述，認為兩者確實不是同類疾病；清朝醫家在理論和藥方都將「瘧」和「瘴」加以區別，如魏之琇《續名醫類案》指出瘴癘不能等同於瘧疾，而是似痢非痢、似瘧非瘧的疾病；俞震《古今醫案按》駁斥瘴癘是水土不服的原因，他發現罹患瘴癘的人包括外來的北方人以及世居本地的居民，可見是因個人體質虛弱所致。大陸學者周瓊也指出：瘴癘可廣義地解釋成「南方各種風土病的總稱」。


隨著漢人往南拓墾，需要高溫和大量水灌溉的「水稻」取代了旱稻，大量土地變成水田，農夫在田裡耕種必須涉足淺水中。這樣的土地利用與工作方式，提供了瘧疾滋生與傳播的良好環境。

而「福爾摩沙」又是怎樣變成漢人口中的「瘴癘之地」？

臺灣位於亞洲大陸棚東南邊緣，橫跨熱帶、亞熱帶。南太平洋的低氣壓所形成的西南季風，以及蒙古高原的高氣壓所形成的東北季風在此交匯；夏、秋之際，常是太平洋上形成的颱風必經之地。

臺灣島中央為南北走向的高山峻嶺，能阻擋東北及西南氣流，形成豐沛的雨量，地理位置及地形條件使臺灣炎熱又潮濕，這樣的氣候環境容易產生各種「風土病」，加上臺灣位於中國大陸南方偏南，對漢人而言，當然是「瘴癘之地」。

每個地區的物種群與自然環境形成了當地的生態體系，外來者當然必須經過一段時間才能適應。

荷蘭人來臺前一年曾派人到大員（今臺南）探勘後指出：臺灣原住民西拉雅人平均身高比荷蘭人高出一個頭，可能是因西部平原水源充裕，西拉雅人普遍有沐浴習慣，透過洗浴降低病害發生率。各村落中多有挖鑿深井以供飲用；再者，西拉雅人的居住習慣也有助於健康，屋內整理得很乾淨，住房採挑高的干欄式建築，整個村落散布於自然環境中，房屋之間會相隔一段距離，能有效阻隔疾病的傳播。以上的描述可能是想像成分居多，且西拉雅人也不能代表所有的原住民，但可見在當時荷蘭人的眼中，臺灣是個既衛生又健康的地方。

荷蘭人來臺後，卻發現住在臺灣很容易致病，雖然荷蘭東印度公司派醫生在安平設立醫院，但因水土不服，加上風土病瘧疾流行，有些傳教士染病死亡，所以大多數的人都不想久居臺灣，因而有「臺灣乃是不適宜居住的美麗島」(Formosais a fine country to live out of.) 的說法。

鄭成功的軍隊進入臺灣後（一六六一年），因「水土不服」而造成七、八成士兵生病，甚至死亡，給鄭軍造成極大壓力。隔年二月，將荷蘭人趕走之後不到半年，鄭成功就病死了。學者戴寶村認為他是因為罹患瘧疾而死。

清朝統治臺灣之後，也認為臺灣風土惡劣。十七世紀末《臺灣府志》寫到：「水土多瘴，人民易染疾病。」〈渡臺悲歌〉開頭句：「勸君切莫過臺灣，臺灣恰似鬼門關，千個人去無人轉，知生知死都是難。」


一六九七年，福建地方官員幕僚郁永河來臺灣開採硫磺，以《裨海記遊》記錄了臺灣經驗：出發北上前，府城（今臺南）官員警告說：「你沒聽說過淡水和雞籠的水土很惡毒嗎？人一到那兒就生病，一生病就死了！」郁永河還是堅持帶著五十五位隨從前往，果然大部分隨從到達淡水都染上了病，只好趕緊用船將他們載回府城，但其中一半的人還是死了。

或許是與疫病的接觸太直接頻繁，恐懼具體化為鬼怪，郁永河竟在大白天撞見鬼：看到樹下有四個人並肩坐著，原以為是砍柴回來的工人，正要上前詢問時，四人卻忽然消失了。這個經驗使他認為是鬼怪作祟導致疾病。

首任巡臺御史黃叔璥的《臺海使槎錄》曾描述臺灣南北氣候的差異，以半線（彰化）作為分界點，彰化以北，愈往深山則土地燥惡、貧瘠且瘴癘深重，容易致病，所以人跡罕至。

其他漢人的著作也將瘴癘解釋成「妖精鬼怪」，說臺灣極北部「淡水」的蛇能幻化為精怪，而「雞籠山」更是個萬劫不復之地，不但有湍急的洋流會圍困船隻，更有吃人的蛇妖，或者認為妖怪根本就是當地居民，善於奔跑且能短距離飛行。他們深信雞籠不僅聚積了使人生病的瘴氣，也是食人蛇妖的巢穴；並認為臺灣巨蛇不但可吞食鹿，還喜歡吃人肉，甚且幻化為精怪害人。臺灣極南部「下淡水河」（今高屏溪）以南的地方，更被看成幾乎沒有人跡、遍布重重瘴癘之氣，接觸之後必死無疑。

南北瘴病差異在於：南淡水的瘴病發作時忽冷忽熱，但只要醫治得法，病後小心調護，就會痊癒；染了北淡水的瘴病，整個肚子會鼓脹起來，而且腹瀉不止；北淡水的瘴氣是陰氣過盛、山嵐海霧所導致，很難治癒。瘴氣會因開發程度而減緩，三百多年前，臺灣北部大多尚未開發，因而瘴氣比南部更惡毒。

清初宦遊詩人孫元衡《赤崁集》對瘴癘頗多敘述，尤其〈瘴氣山水歌〉中以黑暗枯乾的煤塊來比擬臺灣高山的瘴氣毒霧，經日晒風吹仍恆久不散，而瘴癘之地成為罪犯流放之所，瘴毒則是死亡代名詞。臺灣原住民雖然習慣和瘴癘共處，但歷年來也有不少人病死。

當時人認為高山林區是鬱積瘴氣的毒窟，其中大至叢林與蟒蛇，小至昆蟲、草本植物都有致命危險；至於內山深處，漢人形容為「野番雜處」，是探險者無法深入的「魑魅之境」，甚至將居住在高山地區的原住民妖魔化、動物化，充滿了誤解與歧視。

除了陸地上有吃人巨蟒，大海中也有劇毒海蛇會釋放毒氣，所在海域也遭毒化而變得腥臭難聞，成為「黑水溝」。

漢人對臺灣瘴氣之恐懼與鄙視的口吻，根本是複製了對中國南方的刻板印象。

從清朝廷治理臺灣（一六八四年）起二十一年間，十二位擔任下淡水巡檢的官員（巡檢司署設於今屏東東港）有八位在任上病故；被派到大甲和淡水間七個巡哨站戍守的一百二十個士兵大多數病死；到了十九世紀初期，有位被派到羅東一帶丈量的巡檢也染瘴病而死。

曾多次到臺灣擔任官職的姚瑩曾寫了一篇文章談臺灣東部開墾，其中指出派到該地的官員必須「年力強壯，堪耐煙瘴」。來臺灣任職既要冒「風濤之險」，又有「瘴癘之惡」，官員大多視為畏途，因此清朝廷以輪替方式，所謂「三年官兩年滿」指的是三年一任，實際任職滿兩年即可。

儘管如此，還是有些官員喜歡轉調到「天高皇帝遠」的臺灣，主要是想來「調劑」（貪汙），因而造成政治風氣敗壞，「官逼民反」層出不窮。

雖然漢人對臺灣有這麼多可怕的想像，卻還是前仆後繼地移民過來，主要是相信只要各地開發之後，瘴癘之氣自然會消除。學者簡炯仁指出：這種「瘴癘開發論」賦予了漢人侵奪原住民土地的道德性及合法性。

就名稱來說，瘴癘是臺灣風土病的總稱，瘧疾則是其中一種風土病。日本學者丸山芳登指出：一九一六年以前，瘧疾是臺灣最主要的風土病，也是最重要的死亡原因。

那臺灣原住民是如何適應環境的呢？早在新石器時代，原住民就有吃檳榔的習慣，漢人移民來臺後，看到原住民很少染瘴毒，又看到他們常吃檳榔，加上福建、廣東、雲南、四川等地人民也會嚼檳榔避瘴，於是漢人多認為吃檳榔可去除瘴癘、止渴提神，因此留傳至今。此外，鴉片也曾被用來當作避瘴的藥品，到日本統治時期才被禁絕… 閱讀完整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