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泰英：同樣經濟有功，李登輝比蔣經國多了民主貢獻

劉泰英認為李登輝卸任後的二十年，民眾的薪水沒有增加，利息又越來越低，想靠股票股息賺錢，卻因為外國人投資股票比重過高，股息都被外國人拿走，導致民間可支配所得沒有成長，這就是台灣這幾年民間消費沒有增加的原因。

◎黃琴雅 台綜院創辦人劉泰英，是前總統李登輝身邊最重要的財經幕僚。在李登輝時代，他擔任過中華開發銀行董事長、國民黨投管會主委，人稱「大掌櫃」，對李在經濟與財政政策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外界尊稱他為「泰公」。他與李登輝結識近六十年，對李有非常貼身的觀察。

以下是劉泰英的口述：

度過九七金融風暴靠信任和授權

李登輝有很強的生命力，他年輕就得過肺結核，肺部本來就不好，心臟還裝十多隻支架，近幾年又有些身體狀況，撐到現在靠的是意志力。

李登輝是位哲學家，他從小接受日本教育，大學到日本京都帝大念農經，戰爭結束後，再回台大繼續念。

他在日本念書時，學的是劍道，劍道就是「人道」，他追求武士道精神、講忠義，這是他的基本訓練。所以他一定是忠心耿耿，他對蔣經國如此，當上總統後，對國家更是如此。

我在念台大經濟系三年級時，就認識李登輝，他當時是台大農經系兼任講師（還未到康乃爾大學念博士）；他也到我們系上教課，同時擔任農復會（農委會前身）的技正。我則擔任台大經濟系教授張果為的助教，以「台灣農業生產力研究」申請到農復會補助，我們常常開會討論，他對我印象很深。

我台大畢業後，先在行政院主計處做事，後來又到美援會（美援運用委員會）負責「第四級四年經濟計畫」，農業經濟方面是李登輝負責，我則負責非農業部分。我會與同事下班一起吃飯、喝酒，因為李是老師，平時較嚴肅，我們不好意思找他。他發現後，還特地來跟我說要找他一起，他也有輕鬆的一面。

創造高鐵等公共投資讓阿扁收割

後來我們在康乃爾大學還成為同學，他雖然修的是農經博士，但常來我們系上修課，我們算是「同學」。

他當上總統後，找我做官，我拒絕。後來安排我到中華開發工銀，看我幫工銀賺大錢，又找我去整頓黨營事業，我把過去放在黨國大老個人名下的黨營事業股票收回，將黨產回歸為法人制，因而得罪了不少國民黨大老。

他任內發生過東亞金融危機，台灣能全身而退，就因為李登輝對我的信任。他信任你本人，就信任到底，相當授權。當時我以經濟敏銳度與資訊，判斷韓國外匯流失的速度，一定會爆發金融危機，要台灣趕快因應。果不其然，韓國爆發的日子跟我預測的一樣。

我是李登輝總統府財經小組成員的召集人。當時台灣很多公司快要撐不下去，我認為是非經濟因素，一定要用政策去救，所以我找交通銀行、台灣銀行等公股行庫的董事長商量，請他們讓中小企業「只收利息不還本」，否則企業倒了，銀行也會垮，台灣經濟就危險了。

當場就有銀行擔心若變壞帳怎麼辦？我說：「我負責！」官員要有人負責，他們才敢幹。後來我用書面簽呈給李登輝，他二話不說馬上就簽字。

李登輝任內的財經政策，強調一定要把經濟基礎打好，企業要有投資，公共投資也要配合，所以才有高鐵、一○一金融大樓、十八標（汐止五股高架快速道路）等，阿扁的公共投資都是承續李登輝時代的。

他絕不會把台灣出賣給老共，以台灣利益為最大前提。所以李登輝對中國採「戒急用忍」政策，當初很多人都罵他，但如果那時完全開放，台灣就完了。 沒戒急用忍，台灣會被掏空

所謂「戒急用忍」，不是不能投資中國，而是台灣對中國適度開放，要有管理，先把錢留在台灣，把台灣壯大起來，再去投資。有人問說，自由經濟下，為什麼要管理？但老共不是自由經濟政策，所以我們一定要有管理機制。

除戒急用忍外，李登輝任內推動南向政策，做得很成功。雖然我們跟東南亞國家都沒有邦交，但我們透過民間來做外交，中華開發工銀（編按：董事長是劉泰英）與黨營事業，不僅可以協助台灣發展產業，也可以幫政府做民間外交，當政府的顧問，幫助台灣企業到東南亞或海外發展。

透過開發工銀，我們協助菲律賓開發蘇比克灣，讓菲律賓同意給台灣免簽證。還安排李登輝拜訪泰皇，也與印尼前總統蘇哈托（Suharto）、菲律賓前總統羅慕斯（Fidel V. Ramos）分別打球做外交，也去過中東等國，都閃躲過中共的打壓。他們去打球，我則跟地主國部長忙著開會。

卸任二十年來所得分配惡化

李登輝主政十二年，台灣實質經濟成長率為七％，實質工資成長率超過一○％，勞動所得在那十二年越來越高。陳水扁執政之後，經濟成長率還有二％至四％，但工資成長率幾乎是零，代表台灣經濟成長的成果都被企業家拿走，勞動工資沒有漲，導致所得分配惡化。

更糟糕的是，李登輝卸任後這二十年來，經濟雖然有成長，但民間可支配所得卻沒有增加，因為我們產業結構變了，ＧＤＰ有一項很重要成分，是企業折舊，這是老百姓拿不到的。台灣高科技業，像台積電折舊率非常高，使得ＧＤＰ數字過於美化。

老百姓拿到的薪水沒有增加，利息又越來越低，想靠股票股息賺錢，卻因為外國人投資股票比重過高，股息都被外國人拿走，導致民間可支配所得沒有成長，這就是我們這幾年民間消費沒有增加的原因。

李登輝的功，絕對大於過。所謂的過，就是外省人討厭他，說他是日本人。你看他兒子得的是鼻咽癌，台灣客家人與閩南人得最多，日本人不會有這種病。以前外省人還天天罵李登輝是黑金。

他怎麼會是黑金？他主政十二年，經濟高速成長，台灣國民所得越來越高。我講話都有憑有據，李登輝時代，每個畢業生都有兩個工作在等他；他執政的最後一年，大學畢業生工資每月已達三萬五。看看現在的經濟狀況，大學生兩個人搶一個工作，薪水僅剩下二萬三。

有沒有提升國民所得才是重點

有人討厭李登輝，批評他與企業走得近。他因為喜歡打高爾夫球，企業會邀請他去打，趁打球時跟他提企業的困難，他沒有跟企業拿一毛錢進入自己口袋。他跟企業接觸，是要了解企業；若都不跟企業接觸，怎麼了解。問題是主政者有沒有照顧老百姓、有沒有幫百姓的國民所得提升，這才是重點。

歷史應該給李登輝一個公道，他承續了蔣經國，把經濟弄得很好。台灣經濟在蔣經國與李登輝時代都高度成長，這兩位總統，我都非常佩服。

但蔣經國是獨裁，而台灣的民主化是在李登輝手上完成。李登輝可以讓從大陸來的萬年國代修憲，把自己廢掉，這一點非常了不起。 縱橫李登輝時代財經界的劉大掌櫃

李登輝接任總統後重用經濟學者劉泰英，劉先後出任中華開發工業銀行董事長、國民黨投資事業管理委員會（如今的行管會）主任委員。

當時國民黨黨產主要有七大控股公司，分別是：中央投資、光華投資、啟聖實業、悅昇昌投資、景德投資、建華投資、華夏投資等，一九九○年代中期估計總價值約千億新台幣。劉泰英也被稱為「國民黨大掌櫃」。

劉泰英充分運用七大控股公司以及旗下黨營事業，與台灣企業界合作、投資，並對企業紓困。「泰公」也成了企業界爭相巴結交遊的人，於是一些與劉泰英經常交往的企業財經界人士被稱為「泰公黨」，權傾一時。

此外，李登輝也指示劉泰英運用黨營企業進行金錢外交或其他祕密外交，例如在帛琉蓋觀光旅館等。（編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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