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科書內的「六四」

六四事件，這一段歷史是如何被編寫於中史教科書中？支聯會在2009年和2011年曾進行調查研究，結果發現，大部分都將事件放在改革開放的大框架下講述，視事件為改革開放所引發的問題，及演變成一場風波。而交代事件起因，大都指出貪污腐敗、貧富懸殊等問題，激發社會矛盾，是事件的肇因，而前中共總書記胡耀邦的逝世成為觸發點。而對於政府的應對、處理，所用字眼均是「干預」、「清場」，而非「鎮壓」，並以「平息事件」作結。

「目前在高中教科書的內容佔兩版篇幅，加插圖片；正文沒有提及傷亡數字，有些則會在備註提及；亦有會引導學生從官方、學界的不同角度分析事件。至於初中的內容，大概有一段二百多字的描述，這樣的篇幅也是合理的。」教協理事、中史科教師陳仁啟表示，學校選書主要考慮課本的資料是否充足，或因應學生程度挑選較深或較淺的教科書，反而沒有考慮內容在描述事件的政治中立性。

中史憑誰解讀

此外，特首林鄭月娥提出將中史列為初中必修科，上月教育局公布的課程修訂大綱，並沒有提到「六四事件」，原因是「未有納入的事件因在中國歷史發展中並不重要」，但強調若老師覺得合適，可自行於堂上教授相關內容。陳仁啟表示，就教育局近日在「香港在中國以南」、「母語」、「繁體字」等連串事件的處理態度，會令老師擔心課綱沒提及「六四事件」就不能教授，同時出版社亦可能自我審查，在課文自行刪減「六四事件」部分。「若缺失這部分，在教授改革開放的歷史時，就變成改革開放只有成功，沒有挫折，扭曲了歷史。」陳仁啟說。

他說，目前實際的教學情況，一些老師會因趕書而跳過六四事件不教，而他則會在課堂內播放教協製作的六四短片，「同學反應會說『好慘』」。而高中中史的課程內容，則有納入六四事件，在校內考試上，部分同學答題時會把「六四」和「五四」混淆，公開考試則從未出過有關試題。 高中中史教科書內的「六四」內容 ▲資料來源：支聯會 ▲1989年5月21日，《文匯報》社論開天窗。 ▲1989年4月26日，《人民日報》發表題為《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的社論。

兩個把真相帶回來的新聞人

陳寶珣

「當時本能地去記錄自己的視點和感受，不知誰是學生領袖，只一次偶然拍攝了吾爾開希。」黃勤帶說。 他們都曾在廣場上見證這一場波瀾壯闊的運動，努力把真相記下來，直至機關槍聲四起，坦克車駛至廣場，學生市民遭射殺輾斃……

陳寶珣： 用文字抵抗

「那種恐怖，是真的恐怖。」陳寶珣說。他當時是《信報》特約記者，離開時看見現場仍有煙火，無從得知軍隊是否仍在鎮壓，乘坐飛機身處在城市上空，感到震撼和怨憤，卻不知怎樣釋懷，「只能跟自己說，把真相帶回去，別人也跟你說，你們一定要離開，把真相帶回去，但多了一箱兩箱『真相』又如何？」

他說，回港後，他感到需要在極大的無奈下，賦予自己一些意義，於是寫下小說《發給每個閉塞頭腦幾顆理性的子彈》，描述六四事件過後北京人的生活狀態，努力投入生活，日子卻瀰漫着一片難以消弭的不安。他說，重讀作品，起初覺得文字中的自己很陌生，一頁一頁看下去，才驚覺那些過去連接着此刻的自己。

這麼多年之後，「極權情形沒有改善」，他說，現在中國人已不能作正面抵抗，因為即使在憲法下的專業範圍做自己分內事，也可能蒙上「尋釁滋事」的罪名，例如觸礁的維權律師。香港則由支援者不得不轉變成前線抗爭者，壓迫的勢力開始肆無忌憚。「如果你仍然看不到這種改變，我也沒有辦法。」他慨嘆，許多人已調整對政權的看法，千方百計想用什麼取態去接受這個事實，「不能像那些右傾的民主派，以為可以談，其實多年來又傾又砌也不見成果。現在大家在尋找對應方式去，卻得不到共識，因對方太厲害，把你們弄到四分五裂。」

他說，二十九年前許多記者可以去英國拿護照，申請居英權。他，在八九前後卻沒有離港，因那個年代，香港充滿可能性，「記者寫什麼也可以」。而拍攝紀錄片，電視台亦提供許多資源，他想留下來。現在，他看着香港記者在中國採訪需要面對龐大的維穩力量，人身安全得不到保障。當年吳志森曾問他，九七後會否害怕沒有新聞自由，「我說有什麼好怕，做好了，才去怕別人如何challenge你。」

到了2015年，陳寶珣開始感到這一代的悵然無力，假裝忘記的鬱悶感覺，似曾熟悉，於是再次執筆，發表有關佔領運動的小說《沒島戀曲》，接着今年再出版歷史文學《荒澤之魚》。「其實，多年來都有些打手，在網上逐章逐節把你當年寫下的報道說成捏造，你寫下的事實，被說成另一個『事實』，但你不是跟他們打爛仔交，我要用另一方式去爭奪。」

他說，兩本著作都跟六四有關連，「因我的六四記憶卡還在處理data，重疊不同時代的image，透過寫作反映出來。」他說，文化體現於人的思想自由與批判，這也是專制政權最害怕的，也是我們最有力的反擊，所以有必要加倍着力去建立。「年輕人或沒有六四的data，但可能參加過佔領，甚至也可以是藍絲，這些data構成整個社會的記憶卡，亦會互相讀取運轉和影響，就像現在經常說的大數據，所以我們做好自己，就是一種抵抗。」

黃勤帶： 精神影像成為永恆

89年5月4日，攝影記者黃勤帶剛完成在北京的體育活動採訪，看見數以萬計的北京高校學生走在長安街上，高呼反貪官，反腐敗，同時在天安門留守的學生愈來愈多，便決定留在北京作影像紀錄。他向報館請假，準備大量菲林，每天往返廣場和北京飯店，全身投入拍攝。他說，當時不用應報館要求拍攝特定人物活動，記錄可以較主動，看現場形勢，本能地透過觀景器的框框去記錄自己的視點和感受。「現場不知誰是學生領袖，只一次偶然拍攝了吾爾開希。照片畫面較抽象，如果帶返報館，編輯會問是否菲林第一格的照片，不會用。」

黃勤帶當時已累積了一些抗爭和突發場面採訪經驗，樂觀地認為整場運動，將會是社會向前發展的必經的歷程，卻沒料到政權會對學生實施鎮壓。回港一年後，他選了六十四張照片，結集成《89廣場的日子》，「當時沒有刊登很多學生正面的樣子，以保護他們身份。」到2011年，《89》重新編訂，當年學生的面容亦得以見天日，他說，照片裏的學生都是「素人」，因如果是大家熟悉的，想像空間會減少。他翻着攝影集說：「照片內的人，現在不再年輕，部分人可能已經變成一個商人或者一個官員，雖然諷刺，但已經不再重要，留住那一瞬間的精神，即是學生追求自由的精神，才是最有價值的。」

黃勤帶

黃勤帶《89廣場的日子》內的作品 閱讀完整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