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統誤差的現實
如今將自由貿易拒於美國門外的公民普選，以前肯定也會禁止多軸紡織機和動力織布機。──威廉．萊基，《自由與民主》
「集體奇蹟」顯示，即使全體選民無知消極，民主仍能良好地運作。民主賦予聰明與不怎麼聰明的人相等的發言權，但政策端視有識之士。研究一再指出選民欠缺知識不是重點。
不過有一種事實證據，能把「集體奇蹟」拉下馬。奇蹟的條件是選民沒有犯下系統誤差，這意味著，我們不必糾結於選民的錯誤，不如把火力集中在關鍵且尚未探討的問題：選民的錯誤具有系統性嗎？
我們有充分的理由提出質疑，就像索羅維基提出猜測牛隻重量的案例，平均答案通常與正確答案相去不遠。不過認知心理學列出了一長串系統性錯誤的清單。這門研究應當能使人敞開心胸，接受選民系統性犯錯的可能性。
可惜，針對此議題，心理學文獻本身範圍有所不及──一般認知與特定的政治決定兩者之間，連結太過鬆散。一個人也許整體判斷能力普通，但對特定事務的判斷過人。選民也許不懂統計，但察覺得出政策孰好孰壞。所以說，問題要更精準一點：對於切身的政治問題，選民的錯誤是系統性的嗎？
我得說答案確實如此。我們提出扎實的實證，起碼證實經濟學的觀感，充斥嚴重的系統誤差。我強烈懷疑許多學科的情況雷同，至少在經濟學的範圍，爭端已經底定。一般人不懂市場這隻「看不見的手」，能調和私人貪念與公共利益，我稱之為「反市場偏誤」（antimarket bias）；一般人低估與外國人互通有無的好處，我稱之為「排外偏誤」（antiforeign bias）；捨生產而把就業與繁榮等而視之，我稱之為「創造就業偏誤」（make-work bias）；最後，一般人太易於認為經濟狀況不好而且正在變壞，我稱之為「悲觀偏誤」（pessimistic bias）。
經濟政策是現代國家的主要活動，這使得經濟觀感，成為與選民密切攸關的政治範疇。若選民把政策偏好，立基在對經濟模式的誤會之上，政府在民生的表現，很可能會乏善可陳。比方說，設想兩名候選人的攻防重點，圍繞在貿易保護主義立場的強硬程度。由於選民對貿易保護政策的認知錯誤是隨機的，導致偏向自由貿易的選民，有時反而會把票投給保護主義，反之偏向保護主義的選民有時也會選錯邊。不過多虧「集體奇蹟」，儘管選民無知，勝選的政見仍會是社會最適（social optimal）的方案。
這結論令講授國際經濟學的師資為之失望。上這麼多課告訴學生比較利益的好處，結果考完試，選錯的人還是很多。換到更現實的假設，選民系統性地高估保護主義的好處，情況又如何？很多期待自由貿易效益的人，會投給保護主義陣營，但只有一些期待貿易保護效益的人會投給自由貿易。政治的天平失去平衡，勝選的政見太偏袒貿易保護。若實施的貿易保護措施比承諾得少，中位數選民的福祉會提高。可是競選會讓政客淪為對選民言聽計從，而不是好好篩選最佳政策。
一個又一個政策的背後可能擺脫不了類似的偏見。比方說，供需法則指出，當市場價格高於均衡價格，會導致滯銷、過剩，但這阻止不了歐洲多數地方對勞動市場勤加管制，而釀成數十年宛如經濟大蕭條時期的失業現象。最可信的解釋是，平庸的選民看不出人為的高工資與失業之間的關聯。我在讀經濟學之前也沒看出來。
理性無知：證據與宣稱的後果
雖然政治學家把大約三分之一的公眾，列為「一無所知的人」。但要找到完全沒有政治知識的人卻很難，比如說，幾乎每一個人都知道總統的姓名。獲取政治知識的誘因比表面上看來還複雜。幾乎每一個人都知道，具有娛樂性的事實比較容易被大眾所接收，也比較容易被記起來。政治知識也有「額外」的好處：在非實用知識方面具備良好素養，對你的職業生涯展望仍然有幫助，而你的朋友或約會對象也可能會看不起對政治無知之至的人。
因此，古典公共選擇理論顯然太過強調理性無知，當然，還未到太過分的程度。根據任何絕對的標準來看，大眾的平均政治知識水準都很低落，不到40％的美國成人知道本州兩位參議員的名字，知道兩位參議員所屬政黨的人又更少一點，這點意義特別重大，因為政黨是經常在媒體露出的資訊。大部分民眾忘了──或從來沒有學──所有公民課程中教過的基本知識，與不變的事實。大約有一半的人知道每一州有兩位參議員，卻只有四分之一民眾知道他們的任期多長。可以預見的是，即使是備受矚目的議題，民眾熟悉政客投票記錄和政策立場的比率接近零，記得跟政策無關的有趣主題的比率卻很高，就像德利．卡皮尼和史考特．基特說的一樣：
1992年的總統大選中，89％的民眾知道副總統奎爾曾經在競選活動中，痛批電視連續劇《風雲女郎》女主角甘蒂絲．柏根，卻只有19％的人，能夠說明前美國總統柯林頓的在環保議題上的立場⋯⋯86％的民眾知道前美國總統布希的狗叫米莉，卻只有15％的人知道兩位總統候選人都支持死刑。談到電視影集《民眾法院》（People’s Court）主角韋普納（Wapner）法官的人，比談到美國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柏格（Warren Burger）或芮恩奎斯特（William Hubbs Rehnquist）的人還多。
這點正是理性無知的邏輯引人懷疑的地方，在選擇要了解攸關能否做出明智政治選擇的枯燥事實，還是了解無關緊要的花絮小事上，民眾多半會把時間放在後者。
理性無知具有直覺與實證上的吸引力，保證會得到學術界的重視，但是要把理性無知變成古典公共選擇理論的基石，卻需要一個額外的賣點：就是顯然能夠解釋民主失靈的能力。想像有一位選民終身自閉在一個房間裡，完全跟小牢籠以外的大世界隔絕，他可以得到終身供應的飲食，卻沒有半扇窗戶，牢籠裡有單向通話的對講機，讓這位選民可以把他的偏好，告訴候選人，候選人卻不能跟他談話。每隔四年，這位選民可以表明他支持兩位候選人中的哪一位，他知道自己可以決定勝利者，卻無從發現候選人過去的政績或未來的願景。
如果民主制度就如同這個故事中的設定，應該會讓人深感震驚，因為兩位候選人都無法提高自己的勝算。牢籠裡的選民既看不到政客的行動，也聽不到政客的聲音，因此，勝利者可以隨心所欲，任意作為，完全不必擔心自己的決定會害他失去職位。這點不表示在位的人毫無憂慮，他可能輸掉下次選舉，因而下台一鞠躬，重點是如果他完全遵照這位選民在對講機中說的指示，或完全反其道而行，都同樣可能敗選下台。
如果有千百萬選民關在與世隔絕的牢籠裡，狀況幾乎不會改變，只要沒有人知道牢籠外發生了什麼事情，領袖就可以忽視大多數人表達出來的願望──即使多數人完全控制了選舉結果，情形仍然如此。如果選民不能觀察候選人的行為，就不能根據候選人的行為，決定自己該怎麼投票。如果選民投票時無從依據，候選人就沒有傾聽選民心聲的誘因。
民並非住在與世隔絕的牢籠裡，卻仍然可能自行走在相當無知的大道上，如果是這樣，大家感受到的民主失靈似乎就很容易解釋，為什麼特殊利益團體能夠扭轉法案，把法案變成對多數人不利的立法？答案是選民的理性無知，因為很多選民不知道菸草農接受補貼，也不清楚本州國會議員的立場。為什麼政客可以無視於輿論？答案是選民的理性無知，因為很少選民注意政客對援外之類不受歡迎政策的立場，在下次選舉中記得政客立場的選民更少。為什麼基本工資之類沒有效率的政策廣受歡迎？答案是選民的理性無知，因為很少有人學到足夠的經濟學知識，能夠了解這種政策的缺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