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我對未來世界格局的看法

當今國際情勢詭譎多變、變化莫測，許多國際事件不僅出乎人們的預料，其後果亦難以臆測。掌握世界格局的變化，對學者而言雖構成嚴肅挑戰，但提供讀者關於未來局勢的趨勢和軌跡，又是責無旁貸。

第二個四分之一之後的二十一世紀，最大的特徵是「常數與變數的交織難分」。國際權力格局雖然有跡可循，但是一種「維持vs. 衝擊」的力量，自由與專制的分庭抗禮，正以錯綜複雜的博弈和較量，對既有國際秩序形成不同效應的衝擊，形成一種動蕩不居、波濤起伏的局面。概括來說，未來世局將緊扣六大趨勢，分別是：

1. 「後霸權時代」（Post Hegemony Era）／全球化的蛻變：一分為二的「再全球化」（re-globalizing）

2. 川普2.0衝擊：美中關係的惡化

3. 區域安全的跨界治理：國家型態的多層化

4. 資源戰爭：從石油到稀缺資源

5. 俄烏戰爭的結局：五個版本，三條路線

6. 台灣地位的再「國際化」

一、後霸權時代／全球化的蛻變：一分為二的「再全球化」

二○二四年十月廿六日，台積電創辦人張忠謀在企業運動會上宣稱：「全球化已死，」這是二十一世紀以來對世界局勢最嚴肅的警告。幾個月之後，在唐納．川普（Donald Trump）贏得美國總統大選，第二次入主白宮的寶座之後，昔日以「經濟一體化」為主軸的全球化已經趨於式微。但川普的外交政策和全球治理理念，雖然具有很大的隨意性與不可測性，但並沒有徹底瓦解「舊型的全球化」；換言之，全球化並沒有終結，而是產生新的分化與重組，我稱之為「一分為二的新全球化」（New Globalization of Two-Divided）。

實際上，全球化並沒有結束，而是由原先的一體化轉向了自由與民主兩大陣營對抗下的「二元分裂」。這種二元分化的再全球化，將在各自陣營內實現「內在全球化」，以及逼使敵對陣營無路可逃的「逆反全球化」。世界將被劃分為兩個辯證對立的平行世界，進入也許既安全又危險的局面。換言之，世界將更清晰，但也更不可測！

儘管「後霸權」概念具有不同的定義和描述，在我的論述脈絡中是指美國不再擁有「無可匹敵」的對手，而是處於新興霸權的挑戰與積極回應的動態過程中。這裡所說的新興霸權是指不斷對美國支配的全球體系進行「非規範性挑戰」的中國，以及美國對中國的戰略性圍堵。這種「挑戰／圍堵」的態勢，具體表現在美中兩個大國全領域的博弈和較量，構築了一場「全景式的新冷戰」，其最具體的結果就是美中爭霸所帶來全球化的分化與重組。對美國而言，在後霸權時代為了維持既有的「美國霸權」，美國對中國的最高戰略目標就是「遏制中國」。

1. ＷＴＯ體制的瓦解

雖然說，舊型全球化並沒有完全終結，但自一九九五年成立的ＷＴＯ（世界貿易組織）以及隨後成立的各種自由貿易區，如ＴＰＰ、ＲＣＥＰ等的功能已經退化，這主要的原因在於中國利用「經濟自由化」進行一種「相互依賴的武器化」（weaponization of interdependence），將稀缺資源作為政治外交的籌碼和工具，以謀「超經濟」的霸權野心。換言之，正是中國與俄羅斯的全球野心，使「ＷＴＯ體制」逐步瓦解，各國重新走回更複雜的、以國家安全為原則的「風險經濟」與「保護主義」。

在建成「ＷＴＯ體制」之後，西方國家興起一種「自由主義全盛」理論，一本由日裔美籍學者法蘭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撰寫的代表著作：《歷史之終結與最後一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闡述了「民主資本主義戰勝共產主義」這一樂觀主義的觀點。爾後，一種「民主融合論」跟著興起，認為西方國家只要提供一種價值融合與規範共享，讓中國與俄羅斯導入市場經濟體制，將促成社會主義國家轉向民主化。實際上，經過歷史實驗，兩個集團之間不僅沒有共享，更沒有融合；俄烏戰爭的爆發以及中國的主權擴張，拆解了這一個幻想的機制，民主與威權體制不僅分道揚鑣，甚至相互對抗。

在「ＷＴＯ體制」下，發達國家將資本、製造業轉向開發中國家，構築一個超國界的全球供應鏈以及「無祖國」的資本流動，但時至今日，這種全球無國界的時代已被「制裁」（sanction）和「關稅」（tariff）所打破。這兩項具有懲罰性與對抗性的機制，包括從美國拜登（Joe Biden）政府的科技制裁到川普第二任期的關稅大棒，徹底割裂了「舊全球化」的邊界，將世界劃分為自由與專制的對決。儘管被邊緣化的「第三地帶」並沒有在地球上消失，但已經無足輕重；未來世界將處於「大國競逐」的格局之下。

2. 中國「麻煩霸權」：美中相互脫鉤

西方世界對所謂「中國民主化」的期待，隨著中國的「麻煩崛起」而落空。西方試圖以民主思想軟化中國，使其成為國際社會負責任的「利害關係者」（stakeholder），但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從來就沒有放鬆對西方意識形態的抵制。換言之，中國的經濟體制不是西方自由經濟的翻版，中國不可能通過經濟轉型而改變政治體制；中國可以接受淺層次的經貿往來，但深層次的制度變革絕無可能。

從中國加入ＷＴＯ體制並參與全球化分工的第一天起，就採取「搭便車」的立場以及「分化全球化」的鬥爭策略。中國不僅質疑現存的國際規則，而且要抵制和重訂國際規則。在重訂過程中建立有利於中國的「中國式全球化」，分離和敵視美國建立的「美國式全球化」。

中國對全球化採取的是一種辯證式「融入／脫鉤」的兩手策略。一方面，中國利用ＷＴＯ體制對美國進行低價傾銷，一方面又禁止Facebook、Google等美國科技公司進入中國，對美國企業進行高門檻的市場准入條件等，就是既融入又脫鉤的鬥爭。依據《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報導，中國早在二○一九年十二月就下令所有公家機關在三年內更換外國硬體和軟體，目的是要打擊微軟、戴爾和惠普等美國主要科技公司。在當年春季，中共發出一份內部文件，簡稱「3-5-2」，內容劃定了外國技術的撤換比例和目標：在二○二○年為三○％、二○二一年為五○％，二○二二年為二○％；依據中國的證券分析師估計，中國至少需要更換二千萬至三千萬個外國軟體；在此同時，中國政府下令解放軍創建自己專用的操作系統，以取代微軟的Windows系統。

在美國方面，對中國祭出高額關稅，一方面是為了減少貿易逆差，實則也是美國「脫中」（decoupling with China）戰略的主軸。換言之，美國不惜將中國踢出全球化的自由貿易體制，並與「中國式全球化」進行持久的對抗。

3. 相互依賴的武器化

只要存在任何對他國市場依賴的產品，特別是敏感性高度依賴，都可以成為「武器化」的戰略物資。例如口罩原本是不起眼的物品，但是在COVID-19肆虐期間，中國甚至以口罩作為「戰略外交」的工具，除了以口罩援助加深外交影響力之外，還試圖逼迫受口罩援助的國家改變對台灣的立場，轉移各國向中國進行「溯源追責」的壓力。日本學者鈴木一人在《不動用武器的戰爭》（資源と経済の世界地図）一書中，以中共在二○二三年底以日本排放福島核電廠核廢水為由，全面停止進口日本水產品為例，說道：

水產品算不上是戰略物資，但由於對中國市場的依賴度過高，才會造成承受經濟威脅的局面。因此，即使是一般產品，一旦與單一國家形成過度依賴的貿易關係，一般商品也會像石油和半導體等戰略物資一樣，能夠作為武器來使用。

自蔡英文總統執政以來，中國就對台灣的鳳梨等農產品，以含蟲為由禁止進口，隨後又要脅終止《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簡稱ＥＣＦＡ）恐嚇台灣等，這些都是中國運用市場依賴而進行的經濟脅迫。

隨著台灣大選逼近，中共在繼鳳梨、蓮霧、石斑魚等之後，又以台灣芒果檢出「大洋臀紋粉蚧」（一種亞洲原種的介殼蟲），宣布自二○二三年八月廿日起暫停輸入台灣芒果，另一方面，中國商務部宣布對台灣進行「貿易壁壘調查」，並發出可能終止ＥＣＦＡ的訊號。這些行為都是透過威脅，以損害台灣農漁工商界的利益來施壓台灣政府，對台實施「貿易武器化」（weaponizing trade）。

又如美國總統川普於二○二五年宣布對等關稅之後，中國就以稀土作為武器化工具。由於中國擁有「稀土」──十七種稀有礦產──的壟斷地位，包括擁有世界儲量三四％，全球市場占有率六○％，以及稀土提煉技術壟斷率九○％。中國正是利用這種「稀土霸權」的地位，運用「相互依賴的武器化」，試圖勒住美國軍工產業的咽喉，作為對抗美國的戰略籌碼。

二、川普2.0衝擊：美中關係的惡化

1. 美中關係的惡化

自川普第一任期將中國的資訊巨頭「華為」列入黑名單之後，美中關係開始急速惡化。隨後，自二○二二年十月開始，美國拜登政府在晶片技術、設備、人才等方面，對中國實施出口禁令。隨後，美國更是一波接一波，對中共進行「見縫就補」的科技鎖喉。而且組成了美、日、韓、荷「四國晶片圍中統一戰線」，就是要以消滅中國的晶片產業來消滅中國。過去我曾說過，美國對中共採取的是「科技慢死」戰略，現在已經從「鎖喉」進展到「勒斃」！

二○二二年十二月，美國將三十六家中國企業列入貿易黑名單，中國幾家晶片大廠：中芯國際、長江存儲、長鑫存儲、上海微電子裝備集團等，幾乎無一倖免。二○二三年五月廿三日，日本宣布對二十三種晶片製造設備的出口限制措施，其中主要是針對中國。日本這項措施比美國還嚴格，涵蓋了浸潤式微影（Immersion Lithography）器材以及較低階的四十五奈米製程。另外，荷蘭政府在二○二三年六月卅日宣布，限制對中國「深紫外光刻機」（ＤＵＶ）的出口，先前，荷蘭已經宣布對中國禁止出口用來生產七奈米以下晶片的「極紫外光刻機」（ＥＵＶ），現在更加碼「向低擴大」，連生產四十五奈米低端晶片的ＤＵＶ也限制出口。到了二○二三年七月四日，美國準備限制中國公司獲取美國的雲端服務，將要求包括亞馬遜及微軟公司在內的美國雲端服務，在獲得政府出口許可之後才能向中國公司提供使用尖端人工智慧晶片的雲計算服務。很顯然，美國就是試圖在先進半導體領域「隔離中國」，在圍堵中國技術發展的同時保持美國自身的主導優勢。換言之，這些作為，都是美國與中國脫鉤的強烈信號，體現全球化「一分為二」的趨勢。

2. 川普2.0美中關係進一步惡化

到了川普二度重返白宮之後，首先開炮的是美國眾議院的「中共特設委員會」。二○二四年十二月，該委員會提出了一份長達五十三頁、一百五十項清單、具有兩黨共識性的「立法政策建議」，尋求從根本上改變美中兩大經濟體之間的貿易、投資和商業往來模式。簡單地說，就是切斷美中在技術、資本、貿易的關係。報告以三大支柱重點提出立法建議：

(1) 重置與中國的經濟關係，徹底檢討過去三十年錯誤的對中政策。

(2) 遏制美國資金和技術流入中國為其軍事現代化和侵犯人權行為提供助力。

(3) 投資技術領先領域的產業並與盟友共同建立集體經濟韌性。

3. 美中貿易大戰開打

在川普競選期間就宣布，在他當選總統之後將立即對中國全部輸美產品徵收高達六○％的關稅，換言之，美中貿易大戰開打的訊號在選前就已鳴槍起跑。

川普當選之後，關稅政策更是滿弓箭發，其中尤其明確瞄準中國，這使得美中關係自「川普1.0」歷經拜登政府四年再到「川普2.0」，更趨於緊張與惡化。二○二五年四月二日，川普對全球超過一百八十個國家祭出對等關稅（reciprocal tariff）措施，其中對中國課徵三四％的關稅，但由於中共的反制，川普一路將對中關稅提高到一四五％，美中關係達到歷史性的緊繃狀態。這是一種通過設置關稅障礙以冷凍雙邊貿易的制裁手段。當年五月八日至十二日美中雙方在瑞士日內瓦舉行貿易會談，雙方同意各降關稅一一五％（美中對中三○％，中國對美一○％）；隨後，美中於倫敦再度進行會談，儘管情勢稍趨緩和，但美中之間的對抗關係沒有緩解的跡象… 閱讀完整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