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 interview with 楊双子＆金翎
editor nicole lee
楊双子，藍色針織上衣、牛仔褲、墨綠色金釦皮帶 all by SANDRO 黑色圓點領帶PAUL SMITH 眼鏡 作家私物 黑色皮帶 造型師私物 金翎，紗質外套、白色印花洋裝PRADA photographer Manbo Key stylist Raf Lin makeup Melody hair Jun Zhang text and interview Yi Chang talent Manager Sylvie Yeh 《臺灣漫遊錄》拿下國際布克獎後，作者楊双子與英文版譯者金翎談創作歷程、台灣文學如何走向世界，以及在AI崛起、效率至上的時代，文學為何依然不可取代。 自《臺灣漫遊錄》於2024年獲得美國圖書獎翻譯文學獎，今年4月拿下國際布克獎後，在台灣掀起一股文藝復興閱讀熱潮，使這本著作不僅今在台灣銷量突破十萬冊，更授權至英、美、日、韓、印度等多國出版，成為近年台灣文學最具代表性的國際成就。 作者楊双子以女性情誼與百合敘事重新開拓台灣歷史小說的可能，讓殖民、國族認同與歷史，不再只是男性英雄或國家敘事；英文版譯者金翎則讓長期隱身於作者身後的譯者推上國際舞台。一位重新定義了當代台灣歷史小說的樣貌，一位重新定義了譯者在文學創作中的位置，帶領台灣文學走向前人未竟之地，也讓更多人理解：一部跨越語言與文化的文學作品，從來不只是作者一個人的成就。 《臺灣漫遊錄》之後，世界開始閱讀台灣 最早於2020年出版的《臺灣漫遊錄》，以飲食、旅行為引，呈現昭和時代下兩位主角青山千鶴子與王千鶴之間的女性情誼。隨著故事推進，逐漸揭露殖民者與被殖民者之間，始終無法被浪漫情感消弭的權力關係。早期出版時，讀者能從書封上發現巧思：楊双子刻意設定青山千鶴子為作者，自己則以「譯者」身分現身；直到金翎真正將《臺灣漫遊錄》譯成英文，虛構作者、扮演譯者的作者，以及現實中的譯者彼此交疊，使翻譯不再單純只是跨越語言的技術，而成為小說敘事的一環。 最初，金翎向海外出版社介紹《臺灣漫遊錄》時，並未將其簡單定位為飲食或百合小說，而是強調作品如何拆解殖民者的自我想像，以及權力如何滲入最日常的人際關係。「有些強國會覺得，我是為你好、我是來保護你、我是來幫助你，只要你聽話，一切就會變得更好。但那始終是站在強者的位置說出來的話。」讀者既能從青山千鶴子身上反思殖民者的觀看方式，也能透過王千鶴理解，面對一個自認善意、卻始終無法察覺自身權力位置的人，那種難以言喻的矛盾，也成了最初金翎決定翻譯《臺灣漫遊錄》的原因之一。「我覺得這本書最有力量的地方，是它讓讀者可以同時站在強者和弱者的位置，看見完全不同的視角。」 「這本小說有飲食、旅行、羅曼史等非常美好的元素，所以並不是一直在談『我們有多悲慘、可憐』。」金翎說，「我很喜歡它呈現歷史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在悲慘的歷史裡，不是每一天、每一刻都只剩下悲傷。生活本來就是複雜的，每天都有好的事情，也有壞的事情，而這本書完整地保留了那樣的複雜性。」 當一本談論殖民的歷史小說走出海外後，透過不同國家的歷史經驗也折射出截然不同的閱讀面貌：日本讀者從殖民者的位置反思歷史責任；韓國讀者帶著被殖民者的視角閱讀權力關係；印度讀者從殖民時期建立的鐵道系統看見自身經驗；英美讀者因後殖民教育背景，更快辨識小說中的帝國視角，也有人將兩位女性情誼視為理解故事的入口。 儘管《臺灣漫遊錄》為台灣拿下許多第一，楊双子與金翎都曾重申，沒有任何一本作品、一位作者能承擔代表台灣的責任。楊双子曾形容，台灣文學像一顆鑽石，每個切面都映照著不同的台灣，而《臺灣漫遊錄》只是其中一個面向。真正重要的是，當其中一本作品獲獎、世界開始閱讀台灣之後，能否激勵更多作者寫出更多作品，以及養成更成熟的出版環境。「這不是一個作家可以完成的事情。」楊双子說，「需要編輯、譯者、創作者、未來的創作者，以及整個文化體系一起投入。」
以百合體裁書寫台灣 楊双子本名楊若慈，雙胞胎妹妹楊若暉於2015年因病離世後，她以「双子」一名延續兩人共同建立的文學道路。她最早以百合與同人文化作為創作起點。受到日本動畫《魔法少女奈葉》啟發，她寫下第一篇同人小說，並在網路社群中結識許多百合同好。2009年，姊妹倆共同成立動漫二創社團「貓品」，開始系統性發表百合作品，女性之間的情誼也逐漸成為她最熟悉的敘事語言。 直到2014年，318學運掀起台灣社會對歷史與認同的重新討論，同年第一屆「台灣歷史小說獎」開始徵件，讓她第一次認真思考：究竟什麼才是台灣歷史小說？她觀察，過去歷史小說多半仍以中國歷史為核心，從台灣歷史與主體性出發的作品相對少見。當徵件辦法提出「台灣意識認同」，她也開始思考：如果要建立屬於台灣的歷史小說，究竟該書寫哪些經驗，又該由誰來書寫？ 身為一名女性、女同志、也是長年創作百合作品的作者，楊双子自問：台灣是否也有能夠由女性書寫的歷史？女同志能不能擁有自己的歷史小說？女性之間的情誼，能不能成為理解台灣歷史的一種方式？「如果21世紀的台灣歷史小說要真正開始建立自己的樣貌，如果像我們這樣的人都不去寫女性，不去寫女性之間的情誼，那恐怕也很少有人會去寫。」 儘管妹妹已離開十餘年，對楊双子最直接的影響，便是少了一位最親密的寫作夥伴與忠實讀者。「我不時會想，如果今天妹妹還在，她會跟我說什麼。我就會想，那我是不是還可以再用功一點。」楊双子說，「妹妹是以前那個讓我日更的人。因為知道有人在等著看，你就會想再多寫一點。」原本由兩人共同承擔的研究、查核與創作，回到楊双子一個人身上。儘管科技可以協助搜尋資料，卻無法取代長期合作形成的默契。「以前如果我崩潰了，或覺得自己沒有才華，我都可以直接跟妹妹說，可是現在，這些話已經不知道可以跟誰說了。」 翻譯成為回家的鑰匙 在國際布克獎頒獎典禮上，金翎作為《臺灣漫遊錄》英文版譯者，致詞堅定表明未來僅翻譯出自台灣的作品，但這個決定，其實早在俄烏戰爭爆發時期便已萌生。過去仍長居美國的她，被身邊的人不斷問起：「台灣會不會成為下一個烏克蘭？」隨著西方媒體反覆討論台海局勢，她愈來愈意識到，小國的聲音很容易被大國敘事掩蓋，而台灣也始終缺乏足夠的人向世界解釋自己的歷史與處境。這也讓金翎重新思考翻譯華語的意義，也決定把有限的時間優先投入台灣文學。「我有限的時間，應該優先用在讓更多台灣作家的作品被世界看見。因為像我這樣能夠進入英文出版市場、替台灣文學發聲的人，其實非常少。」 
楊双子，黑色西裝外套SANDRO 白色綁帶上衣 造型師私物 許多人誤以為金翎為台裔美國人，但她是個實實在在的台灣人。大學前在台北就學生活18年，畢業後赴美就學，並緊接著在美國工作約12年。她曾形容，翻譯是她回家的鑰匙，回台工作的反文化衝擊不在生活，而是台灣根深蒂固的工作觀念與環境上。「我發現，自己談工作的方式，好像很『不台灣』。」她觀察，台灣出版產業仍習慣以共同理念凝聚合作關係，希望大家一起為台灣文學努力。然而，當共同目標成為前提時，也容易讓專業界線、工作條件與制度討論，被共體時艱所取代。在她看來，希望台灣文學被世界看見，與建立更成熟的專業制度，其實是同一件事。「不能因為大家有共同理念，就理所當然要求某群人犧牲自己的專業和勞動條件。」 《臺灣漫遊錄》獲得國際布克獎後，不少人第一次意識到譯者也是共同得主，也開始重新思考翻譯在文學創作中的角色。金翎樂見外界開始重視譯者，但不希望只有她成為例外。「我希望改變的是整個制度，而不是只有我一個人的待遇變好。」《臺灣漫遊錄》的成功，固然證明台灣文學具有國際潛力，但若產業制度無法承接，外譯熱潮也可能難以持續。金翎真正擔心的，是未來是否還有足夠健康的環境，支撐更多作者願意繼續投入創作。 值得一提的是，金翎的英文小說首作《Weeb》也預計於明年4月出版，中文譯本則預計於秋季發行。小說源自她多年來在語言學習與跨文化交流中的觀察與疑問，探討人們為何渴望靠近某種文化，又如何在模仿、認同與歸屬感之間尋找自己的位置。 屬於台灣的文藝復興 自國際布克獎後，許多人因《臺灣漫遊錄》認識楊双子，也更近一步接觸相關作品，其中，不乏也有相關討論浮現，例如「寫作風格這麼輕巧的作品，為什麼可以得到這麼大的獎？」楊双子認為，風格輕巧與否並非重點，而今日台灣文學正經歷所謂的形式典範轉移——從中國、離散與大中華認同，逐漸轉向台灣自身的歷史與認同，人們對文學形式的想像亦正改變中。 以戒嚴時期的台灣文學為例，當時因政治限制與風險而發展出隱晦、象徵與高度技巧性的書寫方式。楊双子先前與台灣作家朱宥勳對談時，便以「幽靈布」比喻那個年代的創作。「戒嚴時期的文學，真正想談的是一個人，但外面必須罩著一塊幽靈的布。因為如果直接把人畫出來，你可能會死。所以最早的創作者很清楚，他真正想描寫的是布下面的人。」楊双子說，「可是下一代的人沒有經歷過那個時代，他們便誤以為，真正重要的是那塊布，而忘記布下面真正要談的是什麼。現在，我們只是把那塊布拿掉而已。」 《臺灣漫遊錄》筆觸的直白輕盈，是楊双子刻意安排的創作策略。她始終在思考，如何降低讀者進入作品的門檻，讓殖民、歷史與女性等沉重議題，更容易被讀者吸收與理解。「當讀者在閱讀一個看似輕鬆的故事時，突然開始思考一些自己以前從來沒有想過的問題，我的寫作就達到目的了。」楊双子深信，再過10年、20年，當新一代讀者回頭閱讀《臺灣漫遊錄》，不會再有人追問，一本「這麼輕」的小說為何能獲得國際布克獎；因為對他們而言，那就是台灣文學原本可以有的樣子。 另一方面，金翎對台灣文學的定義則更簡單。居住地、語言與國籍都可能流動，真正決定作品歸屬的，首先仍是作者如何理解自己。「只要作者認為自己的作品是台灣文學的一部分，那就是台灣文學。」即便金翎的身分認同是台灣人，但她坦言，自己的教育背景和文學養成一直在英美體系內，和大眾定義下的「台灣文學」並無太大關聯性。「如果有人願意把我的作品視為台灣文學，我當然會很開心。只是，我不知道這是不是我自己可以主動宣稱的事情。」比起過度簡化的分類與標籤，金翎更看重故事蘊含的人性與獨特性，因為寫作本身已足夠困難，「我只能依靠直覺，慢慢累積每一個角色，讓作品最後變成它應該成為的樣子。」為此，她更期待人們能超越標籤，看見每部作品獨特的樣貌。 文學是探索未知，不是重複已知 在得獎之後，楊双子與金翎被賦予更多期待，也讓外界開始追問台灣文學未來該走向何方。然而，在這個講求效率、追逐即時回饋的時代，文學的價值始終難以量化，文理科孰輕孰重的討論也從未停歇。當創作既無法保證收入，也未必能立刻獲得掌聲，是什麼讓她們願意一年又一年地寫下去？楊双子引用一句自己很喜歡的話：「理科決定前進的速度，文科決定前進的方向。」在她看來，文學很難用效率衡量，就像維持鐵路準時運行的系統，看似沒有立即可見的成果，卻默默支撐著人們理解世界、理解自己，也提醒人們為什麼而活。 比起追求外在回報，楊双子更在意的是，創作能否帶來繼續支撐自己走下去的快樂。「如果一件事情不能保證帶來收入，那它至少要能帶來快樂。」她坦言，文學很難帶來穩定的經濟回報，即便最終得獎，也未必意味著更多收入或名氣，真正能支撐創作者持續投入，反而是完成作品的成就感、與讀者交流的瞬間，以及知道自己的文字曾經影響另一個人的那份喜悅。「如果寫作本身能帶給你快樂，你知道自己真正想寫的是什麼，那就繼續寫下去。」 面對AI快速生成內容的時代，金翎並不擔心文學會被取代或是因此消失。她認為，AI或許可以整理、模仿，甚至大量生產某種極度商業化的類型小說，但真正的創作，始終來自人類想像一個世界上從未存在過的故事。「我希望AI去洗碗、拖地、做家事，把真正需要創造力的工作留給人類。」金翎說，「我從來沒有想過，要寫一本『像某位作家』的小說。我想寫的是一本我自己也沒有看過的作品。」對她而言，創作最迷人的地方，正是探索未知，而不是重複已知。 … 本文摘錄自 VOGUE 2026/8月 第359期
閱讀完整內容 楊双子，黑色西裝外套SANDRO 白色綁帶上衣 造型師私物 許多人誤以為金翎為台裔美國人，但她是個實實在在的台灣人。大學前在台北就學生活18年，畢業後赴美就學，並緊接著在美國工作約12年。她曾形容，翻譯是她回家的鑰匙，回台工作的反文化衝擊不在生活，而是台灣根深蒂固的工作觀念與環境上。「我發現，自己談工作的方式，好像很『不台灣』。」她觀察，台灣出版產業仍習慣以共同理念凝聚合作關係，希望大家一起為台灣文學努力。然而，當共同目標成為前提時，也容易讓專業界線、工作條件與制度討論，被共體時艱所取代。在她看來，希望台灣文學被世界看見，與建立更成熟的專業制度，其實是同一件事。「不能因為大家有共同理念，就理所當然要求某群人犧牲自己的專業和勞動條件。」 《臺灣漫遊錄》獲得國際布克獎後，不少人第一次意識到譯者也是共同得主，也開始重新思考翻譯在文學創作中的角色。金翎樂見外界開始重視譯者，但不希望只有她成為例外。「我希望改變的是整個制度，而不是只有我一個人的待遇變好。」《臺灣漫遊錄》的成功，固然證明台灣文學具有國際潛力，但若產業制度無法承接，外譯熱潮也可能難以持續。金翎真正擔心的，是未來是否還有足夠健康的環境，支撐更多作者願意繼續投入創作。 值得一提的是，金翎的英文小說首作《Weeb》也預計於明年4月出版，中文譯本則預計於秋季發行。小說源自她多年來在語言學習與跨文化交流中的觀察與疑問，探討人們為何渴望靠近某種文化，又如何在模仿、認同與歸屬感之間尋找自己的位置。 屬於台灣的文藝復興 自國際布克獎後，許多人因《臺灣漫遊錄》認識楊双子，也更近一步接觸相關作品，其中，不乏也有相關討論浮現，例如「寫作風格這麼輕巧的作品，為什麼可以得到這麼大的獎？」楊双子認為，風格輕巧與否並非重點，而今日台灣文學正經歷所謂的形式典範轉移——從中國、離散與大中華認同，逐漸轉向台灣自身的歷史與認同，人們對文學形式的想像亦正改變中。 以戒嚴時期的台灣文學為例，當時因政治限制與風險而發展出隱晦、象徵與高度技巧性的書寫方式。楊双子先前與台灣作家朱宥勳對談時，便以「幽靈布」比喻那個年代的創作。「戒嚴時期的文學，真正想談的是一個人，但外面必須罩著一塊幽靈的布。因為如果直接把人畫出來，你可能會死。所以最早的創作者很清楚，他真正想描寫的是布下面的人。」楊双子說，「可是下一代的人沒有經歷過那個時代，他們便誤以為，真正重要的是那塊布，而忘記布下面真正要談的是什麼。現在，我們只是把那塊布拿掉而已。」 《臺灣漫遊錄》筆觸的直白輕盈，是楊双子刻意安排的創作策略。她始終在思考，如何降低讀者進入作品的門檻，讓殖民、歷史與女性等沉重議題，更容易被讀者吸收與理解。「當讀者在閱讀一個看似輕鬆的故事時，突然開始思考一些自己以前從來沒有想過的問題，我的寫作就達到目的了。」楊双子深信，再過10年、20年，當新一代讀者回頭閱讀《臺灣漫遊錄》，不會再有人追問，一本「這麼輕」的小說為何能獲得國際布克獎；因為對他們而言，那就是台灣文學原本可以有的樣子。 另一方面，金翎對台灣文學的定義則更簡單。居住地、語言與國籍都可能流動，真正決定作品歸屬的，首先仍是作者如何理解自己。「只要作者認為自己的作品是台灣文學的一部分，那就是台灣文學。」即便金翎的身分認同是台灣人，但她坦言，自己的教育背景和文學養成一直在英美體系內，和大眾定義下的「台灣文學」並無太大關聯性。「如果有人願意把我的作品視為台灣文學，我當然會很開心。只是，我不知道這是不是我自己可以主動宣稱的事情。」比起過度簡化的分類與標籤，金翎更看重故事蘊含的人性與獨特性，因為寫作本身已足夠困難，「我只能依靠直覺，慢慢累積每一個角色，讓作品最後變成它應該成為的樣子。」為此，她更期待人們能超越標籤，看見每部作品獨特的樣貌。 文學是探索未知，不是重複已知 在得獎之後，楊双子與金翎被賦予更多期待，也讓外界開始追問台灣文學未來該走向何方。然而，在這個講求效率、追逐即時回饋的時代，文學的價值始終難以量化，文理科孰輕孰重的討論也從未停歇。當創作既無法保證收入，也未必能立刻獲得掌聲，是什麼讓她們願意一年又一年地寫下去？楊双子引用一句自己很喜歡的話：「理科決定前進的速度，文科決定前進的方向。」在她看來，文學很難用效率衡量，就像維持鐵路準時運行的系統，看似沒有立即可見的成果，卻默默支撐著人們理解世界、理解自己，也提醒人們為什麼而活。 比起追求外在回報，楊双子更在意的是，創作能否帶來繼續支撐自己走下去的快樂。「如果一件事情不能保證帶來收入，那它至少要能帶來快樂。」她坦言，文學很難帶來穩定的經濟回報，即便最終得獎，也未必意味著更多收入或名氣，真正能支撐創作者持續投入，反而是完成作品的成就感、與讀者交流的瞬間，以及知道自己的文字曾經影響另一個人的那份喜悅。「如果寫作本身能帶給你快樂，你知道自己真正想寫的是什麼，那就繼續寫下去。」 面對AI快速生成內容的時代，金翎並不擔心文學會被取代或是因此消失。她認為，AI或許可以整理、模仿，甚至大量生產某種極度商業化的類型小說，但真正的創作，始終來自人類想像一個世界上從未存在過的故事。「我希望AI去洗碗、拖地、做家事，把真正需要創造力的工作留給人類。」金翎說，「我從來沒有想過，要寫一本『像某位作家』的小說。我想寫的是一本我自己也沒有看過的作品。」對她而言，創作最迷人的地方，正是探索未知，而不是重複已知。 … 本文摘錄自 VOGUE 2026/8月 第359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