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社會學家 張優遠 以四十二歲的會計師夏莉為例。她有兩個孩子，辭職之前，平日裡，她每天必須花近兩個小時通勤上下班。下班後，她匆忙趕去母親家接孩子、吃晚餐，直到晚上九點才能回到自己的家。到了週末，她和丈夫幾乎沒有自己的休閒時間，而是將僅有的空閒全都投入在帶孩子去上英文、中文與跆拳道等各種才藝班。 夏莉的生活幾乎完全圍繞著孩子的教育。當幼兒園老師暗示孩子閱讀進度可能落後時，她立刻陷入焦慮。她願意將很大一部份的薪水花在才藝班上，甚至為此與丈夫產生爭執，最後只能瞞著丈夫偷偷支付昂貴的補習費。當我見到她時，她因為暫時辭職而終於有時間清理雜物、帶孩子出國喘口氣，但同時又對每個月不斷消耗的存款感到極度焦慮。 從社會學的統計數據來看，夏莉是標準的「模範公民」。她住在一間寬敞的五房式公營組屋，家庭人均收入落在中產階級範圍。她靠著自身努力考取會計師證照，進入跨國公司，實現向上流動。她的孩子也就讀於政府大力補貼的公立學校，身處一個在全球PISA測試中得分極高分的「世界級教育體系」。 太多關卡，讓人懼怕落後平均 然而，在這個看似擁有一切美好生活的家庭裡，我聽到的卻是時間的匱乏、夫妻關係的緊繃，以及抱負與現實之間的斷裂。在我的眾多訪談中，人們明顯感覺到：失衡是常態，生存是信條，而「別無選擇」是生活的預設值。 為什麼在一個富裕城市，中產階級依然感到如此強烈的壓力？ 當我們談論「不平等」時，我們常常只看吉尼係數，或者將它視為圖表上的抽象數據。但我的研究發現，其實所有人都在不平等中生活，並與之搏鬥。 在全球化的經濟體中，特別是當頂層的財富集中度愈來愈高，資源的競爭就變得異常激烈。 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不平等展現於鮮明的排序與等級制度。你每天都能具體感受到這種競爭壓力，必須不斷想辦法讓自己和孩子「不落入平均水準之下」，想辦法繼續留在這個遊戲裡。 對於新加坡高壓教育，我們常有一種刻板印象，以為那些把孩子塞滿補習班的「怕輸」（Kiasu）父母，是因為他們渴望將孩子培養成最頂尖的菁英。但我發現完全不是這樣。實際上，絕大多數家長的焦慮，僅僅是希望自己的孩子「不要低於平均水準」。 這樣的困境源於我們的體制設定了太多「高風險的關卡」（例如決定升學分流的小六會考PSLE）。整個社會結構就像愈來愈窄的漏斗，當資源分配與社會地位高度取決於這些早期的標準化測驗時，家長自然會感到恐懼。 集體困境，無法靠個人轉念 面對普遍的社會焦慮，部份菁英階層常將問題歸咎於家長的「怕輸」心態，甚至認為是大眾對生活的期望不切實際。 然而，「怕輸」是對高度競爭且容錯率極低社會的理性反應。當學歷深刻決定物質幸福感與社會地位時，焦慮便具有真實的物質基礎。 在這種高壓下，我觀察到一個跨階級的深刻現象：倫理主體性的匱乏——許多父母深知把孩子逼得太緊有害，內心也希望他們擁有快樂童年，但在體制壓力下卻覺得「別無選擇」，只能違背初衷將孩子送進補習班。 我們失去了「去做認為對的事，或拒絕認為錯的事」的能力，這種無法按自身價值觀生活的無力感，正是當代中產階級痛苦的重要來源。 我寫下《不安》，絕不是要讓充滿壓力的父母感到自責。我希望將這些私人的焦慮轉化為「社會」的故事，幫助人們看到：我們自己的疲憊與掙扎，其實是大家共同面對的困境。 很多看似私人的行為，其實都會產生公共的後果。當我們以極度個人主義的方式生活，將周遭的人視為競爭對手時，就忽略了這其實是一個「集體行動問題」。 面對系統性的結構問題，光靠改變單一父母的「個人心態」是無效的。只要我們依然關起門來單打獨鬥，就會被困在同一個競爭遊戲裡。 我們必須認真對待理想與現實間的巨大差距，意識到彼此命運相互共享，才能開始思考：如何以社會集體的力量，創造一個容錯率更高、讓每個人都能真正安心生活的未來。 … 本文摘錄自 天下雜誌 2026/9月 第85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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