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蒙‧波娃一生都誠實地面對自己的侷限，並努力超越侷限而發展出主體能動性……

林芳玫︱文

西蒙‧波娃的巨著《第二性》，已成為女性主義與存在主義哲學的經典之作。在二十一世紀已經過了四分之一的當下，如何重新閱讀波娃並與當代情境對話？這是本文的要旨，而方法則是透過波娃的自傳、回憶錄、與沙特的書信往返、女學生回憶錄等各種文本互相參照，讓我們以新的角度理解《第二性》這本巨著。

西蒙‧波娃過世後，她的私人日記與書信也陸續出版。在這些文本中，波娃以鉅細靡遺的細節，寫信給沙特，敘述她與女學生的親密關係，並語帶嘲諷不屑，批評女學生脆弱、不成熟。

波娃還是年輕教師時，散發知性風采，吸引女學生的仰慕。波娃以知識啟蒙者的角色與多名女學生建立友誼，又逐漸發展為性關係。接下來，她又引介這些女學生與沙特認識且發生性關係，成為三角關係。這在當時巴黎的知識份子社交圈並非秘密，而沙特與波娃的開放式關係也替這多重三角關係提供哲學理論的正當性。

一九九三年，法國女性藍布琳（Bianca Lamblin）出版了《一段不光彩的關係》（A Disgraceful Affair），從自身當年身分為女學生的角度，審視這段三人行給她帶來的迷惘與傷害。

藍布琳出版此書，主要是回應波娃私人的信件。她看到自己當年與波娃或沙特的性關係，被兩人拿來剖析，彷彿這是兩人進行性實驗的研究報告，語氣冷酷，甚且嘲笑女學生的情緒反應為缺乏自信、緊張不安，這讓藍布琳挺身而出，回憶當年還是高中女生，因為崇拜波娃與沙特而陷入三角關係。她曾自以為這是平等的關係，殊不知自己是波娃與沙特這對終生伴侶的偶發情緣。藍布琳因而質疑當時在權力不對等的師生關係下，波娃與沙特散發的偶像光芒，實則遮蓋了他們的倫理責任。

這裡筆者簡單介紹波娃與沙特的關係。他們批判布爾喬亞階級的婚姻制度所造成對自由的束縛，兩人不僅沒結婚，也沒有同居，而是各自居住。他們將其關係稱為「協約」（the pact），是由兩個有自由意志的人所訂定。協約包含必要的關係（the essential relation）以及偶然的關係（the contigent relationship）。波娃與沙特二人之間是必要關係，而他們各自有各種與其他人的短暫情欲關係則是偶然的。

他們又在協約中加入「透明性」（transparency）的元素，也就是他們必須向對方交代自己的各種關係與日常生活活動，彼此不隱瞞，保持真誠（authenticity），免除嫉妒的情緒。



這種關係看似開放，實則是以符合兩人利益而傷害他人情感。對其他人而言，他們以為自己在開放關係中是平等的，他們投入生命的熱情，卻不知道自己只是「偶然」。波娃與沙特的「透明性」只應用於他們自己，其他人並不知道自身成為波娃與沙特書信往來中的評論對象。換言之，這些女學生沒能掌握自己情感生或的話語權，而是波娃與沙特存在主義「計畫」（project）的一場人性實驗對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