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生死 陪你想清楚最難的決定

成為一張「穩定的椅子」 協助思考可用資源、響應器捐傳愛


重症病房的醫務社工,往往是參與個案遭逢劇變的日子,須在第一時間肩負說明醫療資訊與安定人心的重責。陳雅蓮陪伴許多人走過臨終之路,也協助病患與家屬能喘口氣、停頓思考,摸索出不留遺憾的醫療決策。

撰文‧呂苡榕

社工陳雅蓮在器官捐贈勸募的活動上,總會請簽署響應的民眾,也在同意書上留幾句話給家人,「因為生死關頭的時候,要替親人做決定,真的太沉重。」短短的幾句話,反而有助家屬了解當事人的立場,進而協助完成心願。

「曾經有位年輕男性參加活動,在器捐同意書上寫下『請幫我做最後一件事:器官捐贈』。」幾年後,這位男性意外過世,母親也同意器捐。此時,陳雅蓮拿出他生前簽下的同意書,母親看著兒子的筆跡,明顯鬆了一口氣,「她感覺自己和兒子『母子連心』,替他完成最後一個心願。」

那一刻,陳雅蓮也放心了。她知道母親替兒子做出的最後醫療決策,不會帶著任何遺憾。「降低家屬的罪惡感和自責,陪他們找到方向,是我們的工作日常。」在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擔任急重症病房醫務社工的陳雅蓮說道。


▲陳雅蓮(左)以細膩溫暖的方式陪伴家屬思考器捐決定,因此入圍今年「南山醫務社工獎」個人組。攝影·陳睿緯

從社區踏進醫療領域 須即時判斷需求

今年入圍「南山醫務社工獎」個人組的陳雅蓮,擔任醫務社工六年,雖然每日在病床前感受生死,卻仍笑說自己還是醫務社工菜鳥。

進入醫療體系前,陳雅蓮有十年的社區保護性社工經驗,接觸的個案大多是受家暴、家內性侵者。她還記得,曾經有一名單親的小女孩,因家庭疏忽照顧被通報到她工作的單位,「和孩子互動後,我心裡覺得怪怪的,但因為沒有證據,社工也很難進一步做什麼,」直到孩子透過轉介進行諮商,在過程中慢慢吐露遭家內性侵的狀況,社工才得以介入處理。

隨後孩子的爸爸遭逮捕、判刑,孩子則搬去和媽媽同住。看似正義獲得伸張,陳雅蓮的心裡卻一直感到不安,因為才國小低年級的女孩,無法分辨爸爸對她做的事已是犯罪,反而會一直自責,覺得「自己是不是做錯什麼?才讓爸爸被抓。」

陳雅蓮理解,父親被執法人員帶走,對女孩也是一種得花很長時間修復的創傷,因此女孩的自責,也在她心裡留下傷痕,時時提醒著她自問:「下一次,我能怎麼做得更好?」

在社區工作十年後,陳雅蓮感覺職涯遭遇瓶頸,「我想要有一些新的學習,去完全不同的領域看看。」所以她選擇進入醫院,想知道在白色巨塔裡除了醫療決策,社工能怎麼協助病患及家屬,面對未來的人生。

進入醫療體系後,陳雅蓮最大的衝擊,來自時間感。

「在社區工作,我們會陪伴個案或家庭很長一段時間;但在急重症病房,一通電話打進來,社工都還搞不清楚個案的家庭狀況,就要開始介入協助。」她說,醫務社工除了陪伴家屬,還得協助轉譯醫療團隊的專業語言,讓家屬對醫療決策有充分理解,同時思考資源連結,為個案及家屬做好下一步準備。

陳雅蓮苦笑著回憶,自己在醫院接手的第一起個案就讓她心裡打起退堂鼓。「當時接到電話,只說病房家屬狀況不太好,請社工過去關心。」她沒多想便趕過去,到了現場才知道,所謂狀況不太好,是「病患其實已經過世,但家屬完全無法接受,堅持不肯離開。」

讓病房維持運作,也是醫務社工的重要職責,由於院方急著整理過世者的床位,好讓下一位病患入住,陳雅蓮只得一邊安撫家屬,一邊把他們帶離開病房,夾在家屬與院方之間的她頭皮發麻,心裡想著:「我做不下去了。」

為當事人先想好下一步 優先穩定家庭

急重症病房的醫務社工,往往是在一個人遭逢劇變的那天現身;但身為助人角色,除了舒緩當事人眼下的悲傷,更同時要想「下一步在哪裡」。

「我們的訓練是可以有同理心,但不能被情緒帶著走,要協助對方找到選項。」陳雅蓮說,醫務社工得在第一時間做出判斷,找到最需要協助的對象,以及當下最需要提供的支持資源;有時她判斷家屬就是「需要再哭一下」,便會在家屬與醫療人員間撐出一點空間,讓悲傷有處安放。

醫療人員與醫務社工的分工,是前者讓醫院正常運作,後者讓家庭維持功能。陳雅蓮還記得,曾有一位請假在醫院照顧老爸爸的孝子,在病房突然心肌梗塞倒下,送進開刀房已是病危,「突然之間,一個家庭裡,有人在樓上住院,有人在樓下病危。」她說。

當病危者的太太帶著兩個幼兒園孩子趕到醫院時,「我得馬上判斷出誰是第一個需要被穩住的人,這個家才不會垮。」陳雅蓮選擇優先穩住太太,「我跟她一起盤點家族內親屬資源,先找家人來照顧兩個小孩,接著分析經濟衝擊。幾天後,我們開始陪兩個孩子讀繪本,理解爸爸即將過世這件事。」


▲擔任急重症病房醫務社工6年的陳雅蓮,過去曾在社區服務協助處理家暴、性侵等個案。攝影·陳睿緯

「南山醫務社工獎」個人組入圍者
陳雅蓮

出生:1988年
現職:成功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社工
社工資歷:16年
經歷:童心園社會福利關係協會學歷:東海大學社工系、屏東科技大學社工研究所


器捐勸募 以細膩溝通降低家屬自責感

除了在最悲傷的時刻陪伴家屬,醫務社工還身具另一項使命——器官捐贈勸募。隨著俗稱「善終三法」的《人體器官移植條例》、《安寧緩和醫療條例》及《病人自主權利法》相繼上路,醫院肩負第一線的執行責任,醫務社工則成為在現場和病患及家屬溝通器捐的重要角色。

在家屬面臨生離死別之際,還要開口勸募器官捐增,這光想就令人卻步的場景,卻是醫務社工的日常。陳雅蓮正是因為在勸募過程中,展現細膩的溝通手法與高度同理心,獲得南山醫務社工獎提名。

比起捐贈與否、勸募數字,陳雅蓮更關注的,是家屬能不能在這段過程中「降低自責感」。她看過不少家庭,面對是否同意器捐陷入兩難,反覆來回,「最後同意捐贈,但時間拖太長,有些器官不能用了,有的家屬還會因此自責,覺得是他們延誤時機,少救了幾個人。」也見過太多親人背負著「替病患做決定」的重擔,遲遲無法心安。

「我碰過家屬始終無法決定要不要同意器捐,我們就在病房外面擲筊。最重要的,是能讓他們安心下決定。」陳雅蓮回憶道,「所以我會希望能花時間和家屬一起討論,找出病患『希望怎麼做』的方式,讓大家都能不留遺憾。」

令陳雅蓮印象深刻的是,曾有位住院的癌末老人,在與她會談時告知自己十多年前曾是心臟移植受贈者,「當年因為心臟移植所以活了下來,但身體一直虛弱,無法工作養家。他的大兒子國中畢業就去當志願役,賺錢照顧弟弟。」老先生的大兒子,卻從沒考慮過讓父親器捐,「他覺得父親雖然因為器官受贈活了下來,但從此只能躺在家裡,他不認為器捐有幫到他們。」陳雅蓮說道。

但在反覆對談的過程中,她請大兒子思考,如果當年父親未曾受贈,他們的生活又會是什麼模樣?父子因此簽下同意書,「器捐之後,兒子才感覺,自己的爸爸『也是個有用的人』。」

在充滿病床、輪椅與焦慮腳步聲的醫院長廊上,陳雅蓮如此定義自己的角色:「我希望我們像一張穩定的椅子,在個案還看不清眼前道路時,可以坐下來喘一口氣、緩一下,再朝向更好的生活前進。」

… 本文摘錄自 今周刊 2026/8月 第154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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