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設托大不易籲檢視對策、增加補助

政府推動零到六歲國家幫忙養，鼓勵企業在職場設立托育設施，讓員工就近送托，但政策推動六年，僅六家民間企業響應，檢討法規限制、提高誘因、增加公共托育量才能催生。

撰文‧林良昇

現年四十歲、在成衣大廠儒鴻工作的Ray，與擔任幼教老師的太太，育有一名未滿兩歲的孩子。從住家基隆到新北市新莊上班的他，每天開車往返至少一個半小時，孩子的托育接送，曾是夫婦倆生育前的一大煩惱。

所幸，三年前公司推出一項友善育兒服務，讓Ray得以暫時拋開後顧之憂。

走進新莊副都心一座地下四層、地上十九層的商業大樓，這裡是儒鴻新設的企業總部所在，內部除了常見的銀行、餐廳和辦公室，一樓設有三十五坪大、由儒鴻委託中華兆陽文教發展協會辦理的托嬰中心。


儒鴻在總部一樓設置托嬰中心，員工可在上班前將兒女送托，下班後再和孩子一起回家，不用奔波接送。
儒鴻在二○二二年十一月打造這家托嬰中心，聘用專業托育人員，內部托嬰安全措施、遊具等一應俱全，家長可在外側走廊透過透明玻璃，清楚看見孩子的動態。Ray每天上班時可以直接送托，下班後原地接孩子回家，不只省去行車勞頓的時間，還能隨時就近照看孩子的狀況。

這座托嬰中心，不只提供儒鴻員工未滿三歲子女的托育服務，也開放收托周邊企業員工及居民子女。營運三年多來，三十五個名額搶破頭，還有近三百人排隊等候。儘管每月收費兩萬元，但扣除政府每月發放的準公托托嬰補助一．三萬元，以及儒鴻加碼的每月五五○○元補助，員工送托到自家公司托嬰中心，幾乎不須額外負擔。

托育不完備 雙薪家庭拒生孩

然而，不久後，Ray的孩子超過三歲，就得從托嬰中心「畢業」，進入就讀幼兒園階段。即使如儒鴻這般規模的上市公司，也很難提供標準更高、更講究教育功能的附設幼兒園服務，Ray只能拚運氣抽公幼，或尋覓所費不貲的私幼。

孩子的托育難題，一直是台灣許多雙薪家庭對生子卻步的原因之一。

根據勞動部二四年的「僱用管理就業平等概況調查」，台灣員工數逾一百名的民間企業中，只有一．七％設置托嬰中心、幼兒園等職場托育設施；此外，逾七成企業提供托兒津貼、居家托育等「托兒措施」，但有逾兩成公司，未設上述兩種友善托兒服務。

由於比起托嬰中心，幼兒園師資須有教師和教保員資格，設置門檻更高，使得企業職場幼教不易推動。教育部在一九年七月曾根據《幼兒教育及照顧法》，訂定《職場互助式教保服務實施辦法》，為政府機構或私人公司成立「教保中心」，制定遊戲規則。

這類教保中心的設計，提供與幼兒園相近的服務，但具有更大的彈性，讓企業得以降低提供托育服務的成本，優先托育自家員工子女；設置條件上，採取混齡收托、不強制要求戶外空間等折中作法，更提供延長照顧、寒暑假加托等彈性服務，友善職場育兒。

彭婉如文教基金會幼兒園部副主任呂佳旻指出，政府當初的規畫設計，是希望讓員工數在一百人以下的中小企業，可以透過職場互助的形式，提供托育服務，友善職場環境。甚至，若有收托餘裕，也允許招收同棟建築物所在公司、非政府組織的員工子女，甚至是附近居民幼兒，達到擴大周邊區域托育量能的效果。

二○年五月八日，行政院性別平等會召開會議，針對擴展職場教保服務，做出「由公部門率先推動」決議，並納入二一年的「少子女對策計畫」。

行政院登高一呼，公部門紛紛動起來響應，截至二五年七月底，全國教保中心已從二○年的八家，快速成長到一三四家。而且不只政府機關，如台北捷運、台電等公營公司，也會運用空閒場域設置，增進員工福利。

辦公室不適幼童 改造耗成本

但是這六年多來，教保中心在民間企業推展的進程，卻幾乎原地踏步。

據教育部統計，全國目前一三四家教保中心，僅有六家由民間設立，占比不到五％，更全部集中在雙北地區。

為何這項立意良善的政策，難以在民間落地？實際走過這一遭的組織，最了解個中難處。

目光轉向新北市汐止科學園區的遠雄U-TOWN大樓四樓，由福智文教基金會於二四年八月設立的「澄心教保中心」，就是少數的六家之一，也是全國首家加入準公共教保服務機構的教保中心。

成立近三十年的福智文教基金會，長年投入教育服務，也有經營幼兒園的經驗，多年來運行的理念之一，就是「鼓勵生育」。由於福智的總部位在同棟大樓，約有三百名員工進駐，內部希望「從自身開始做起」，因此萌生設置教保中心的構想。

「整個設置過程就是理想很美好，現實很殘酷。」回憶起長達逾三年的籌畫過程，福智文教基金會執行祕書許佳雯不諱言，從一開始就困難重重。

首要難題是場域的適法性，在職場設置托嬰中心和教保中心，最理想的地點就是與公司同一場址，讓員工就近托育；但這些原有的「辦公空間」，卻往往不符合相關法律規範。

舉例來說，澄心教保中心設置在商業大樓內，依照土地使用管制規定，基金會得先將四樓的空間，從商業用地變更為文教用地；其他如防火門、裝修等消防規格，對於教保中心的要求也與一般商辦不同，必須進行大幅改造。

呂佳旻指出，原先設計給大人工作的環境，本來就難以與孩童托育需求互通，因此在《職場互助式教保服務實施辦法》中，原本對於教保中心設置規範較為寬鬆，例如不需要盥洗室等設施；但在二二年以後陸續修正法規，提高設置標準，目前設於樓層建築內，改為只能使用一至三樓，對部分企業形成設置門檻。

再者是經費問題。依照儒鴻和澄心的經驗，在職場育兒設施正式運作前，公司至少要先砸五百萬元，「當年設置時，政府補助僅約二、三百萬元，遠遠不夠。」儒鴻行政部經理陳勇達說。


福智基金會在商辦大樓成立職場式教保中心，不只服務自家員工，也提供周遭公司員工的幼教服務選擇。
幼教缺人力 教保中心難擴張

事實上，勞動部也觀察到這個現象，為了提升民間企業設置誘因，制定《哺集乳室與托兒設施措施設置標準及經費補助辦法》，針對新興建托嬰中心、教保中心等托兒設施，二五年起最高補助由三百萬元提高為五百萬元。

然而，即使補助金額拉高，對一家企業而言，除非員工流動率非常大，持續有育齡家庭的新員工加入，否則托育需求不會長年存在。呂佳旻直言，「花大錢打造托育空間，但是幾年後，可能沒有孩子會收托進來，多數企業自然就會卻步。」

另一方面，一般企業不具有熟悉托育、幼教的人才，必須委託其他團體承辦。舉例來說，長期提供托育服務的彭婉如文教基金會，至今已承辦公家機關十八家教保中心，量能有限，也不接私人公司委託，而整體幼托人力也不足，「成立教保中心以來，我們最大的困難就是找老師。」澄心教保中心主任郭怡樺坦言。

福智文教基金會幼兒教育督導陳宥蓉認為，現有法規彈性不足，例如澄心的環境及規模，以幼兒園標準應可收到七十至八十人，但教保中心法規限制最多只能收到六十人，托育需求無法被滿足。

呂佳旻則指出，目前在職場設置托育設施，對企業不符成本效益，對整體托育量能只是提供「點心」，無法完全滿足現代父母的托育需求，政府仍須加強補足公共托育服務來因應。

職場所提供的托育服務，被視為是友善育兒的重要措施，政策立意良善，但推動多年難落地，該重新盤整對策，公私合力才能為抗衡少子化增添民間助力。

… 本文摘錄自 今周刊第2025/12月 第151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