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中共並無滅亡之虞：一九八九年蘇聯解體的教訓，令它選擇了在不削弱政治壟斷權力的前提之下，不斷適應新的經濟社會環境；它也成功遏制了腐敗和黑社會的現象；此外，中國共產黨牢牢把控住了軍隊和安全部隊的指揮權，當下不存在具有實質性威脅的政治勢力。換言之，這個宣揚威權主義、發展主義和民族主義的政權將很可能長期存在。
中國的黨國體制：一個制度性的悖論
於一九四九年成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有著一個令人印象深刻但矛盾的政治體制，我將這種複雜的政治制度稱之為「黨國體制」（party-state）。在這個體制中，執政黨與政府的深度融合，使得這個體制在穩固的同時亦能保持靈活長久。這個體制在五〇年代時，經歷了毛澤東與其同僚實施的經濟、政治和社會上一系列的改革轉型，也同時經歷了毛時代的所有政治風暴，特別是從一九五八到一九六一年的大躍進，以及從一九六六到一九六八年的文化大革命。在一九七六年毛澤東去世和其後解放軍解除紅衛兵武裝之後，秩序得以重新建立，而鄧小平和他的同黨也調整了黨國體制，開啟了改革開放的時代。一九八九年，鄧小平下令軍隊暴力鎮壓了那年春天的民主運動，並主導了國家的經濟發展和全球化；近三十年來，中國已然成為一個國民生產毛額位居世界第二、購買力位居第一的國家。
透過上文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篇章的回顧，我想要提醒讀者們注意共產黨這種令人印象深刻的組織力和適應能力。2這種能力是靈活而具有彈性的，亦在中共的意識型態和組織結構中體現出來；這種能力是在中國社會希望擺脫貧困，乃至希望國家富強，能與美國勢均力敵的過程中發展出來的。
中國的經濟發展顯然是由諸多個體戶和私人經濟帶動發展起來的。鄧小平和他的改革派的主要作用，是推動黨國體制解除經濟活動的限制，而這從農村地區去人民公社化開始，到一九八四年最後一個人民公社解散，再逐漸延伸到城市地區乃至外貿領域。從一九七九年起，中國就開始歡迎境外投資（以香港和臺灣為首），建立經濟特區，並開始在工業和服務業領域取消了國家壟斷地位。
然而，中共從未想要與其他政治勢力分享權力，亦無意圖完全放棄對經濟的控制。從這方面來看，我們絕不能低估毛時代和改革開放前所確定的意識型態、體制和戰略的延續性。3首先，整個制度依然是在五〇年代時就確立的政治和行政體制的基礎上運作；儘管黨的目標和重心在改革開放後都有明顯轉變，它所運用的政治語言卻沒有太大變化：這仍然是一種受蘇聯風格影響的語言，且在一九五八年後這種語言和漢字還被簡體化，形同背叛漢語表意文字的傳統。其晦澀難懂的風格，在黨政機關之外根本沒有人能夠理解。其次，中共秉持「摸著石頭過河」的策略，在必要的情況下便會使用毛澤東在另一個時代所用的「游擊戰術」來進行改革。在改革開放後，中共也延續了「運動式治理」的傳統，正如習近平在二〇一三年推行的反腐運動一樣，也在法律法規之外透過行政命令的形式推動改革。各級和各部門的中共官員都享有自由裁量權，這種權力構成了黨國體制運作發展的根基之一，保證了這個體制的適應力和靈活度，但也成為了腐敗現象的根本原因。此外，國家仍然保有土地所有權：在農村地區，土地歸「集體」所有，受地方政府以及基層組織的管轄，這也成了無盡利益糾紛的根源；在城市地區，土地是公共財產，當地政府官員有權以自由裁量的形式處置。從更高的層面來說，儘管二〇一三年中共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上，再次確認了市場將在國家經濟中起「決定性作用」，黨國體制仍然有意保留那些他們認為有戰略意義企業的所有權和經營權。在中央和地方國資委（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的控制下，這些大型企業（截至二〇二四年全國有九十七家）再被逐步合併，亦成為統治階級權力尋租的來源。
事實上，黨的領導人一直都是經濟發展和經濟自由化的領導者，他們一方面直接從被他們把控的國有經濟部門獲得利益，另一方面也同時與企業家等私有生產者產生非正當的合作關係；這使得具有實權的幹部家庭富有起來，在體系內孕育了一個新的具有裙帶關係色彩的寡頭特權階層。早在一九八〇年代，通常被稱為「太子黨」的領導人後代就開始進入商界。4例如，李鵬的後代在能源部門有相當的投資，江澤民的後代則在電子工業領域耕耘，而鄧小平的親屬則是在軍工領域有所發展。很大程度上，這種系統性的裙帶關係也在地方層面存在，而這種潛規則也恰恰使得「紅二代」和「官二代」們能夠比其他人更快地富有起來。此外，在一些地區，地方政府「黑手黨化」也是一個更令人擔憂的現象。5
中國共產黨現在擁有將近九千萬名黨員（截至二〇二三年底為九千八百零四萬）、近七千萬名體制內成員（橫跨行政、國有企業、事業單位和軍隊）、約三千萬名幹部和一千萬名實權領導，包括六十五萬名處級以上的領導幹部；正是因為以上這些現象，中國共產黨在很多方面都是一個相互矛盾的存在。6
中國共產黨跟民主國家與多黨政治中所認知的「政黨」相去不可以道里計。對其領導人與黨員來說，黨不只是政府的專政者（「無黨階級專政」的那個專政）與組織者，甚至堪稱是國家的「生命力」──用道家的話來說，就是「氣」，沒有「氣」，國家就會枯死。7習近平在二〇一二年掌權後，強化了黨對國家的直接領導，國務院及其常委也不例外。二〇一七年以來，收緊的力量有增無減。
一個龐大且現代的行政系統
中國的黨國體制最具吸引力和說服力的一面，便是它的門面──龐大的行政系統。事實上，國務院及其下屬的多個行政部門（各個部委、委員會、直屬辦公室及中央銀行等），以一種令人印象深刻的方式整合了經濟、行政和監察等政治資源；就像其他國家的政府一樣，中國的行政系統一樣存在大量官僚鬥爭和部門間協調問題，更有程序模糊多變和監察缺位的問題。金融經濟領域的管理和協調失誤也普遍存在，二〇一五年的中國股災便是一個最近的例子：政府錯誤地令股民相信了他們的投資只會升值。身在這個巨大金字塔的頂端，中共政治局常委、總理和他的團隊總是苦心讓地方政府遵循中央的政策政令，但地方政府卻很矛盾地擁有相當程度的自由裁量權，也有權限根據地方情況評估和變更中央下達的指令。中國地方政府所享有的這種權力，實際上比一些聯邦制國家的州政府還要大，而一個中國省分的平均面積也與一個歐洲國家近似，卻擁有同面積國家將近五到十倍的人口；如此來看，地方政府所擁有的政治權力是不是很驚人呢？
不論如何，於毛時代結束的時間點相比較的話，這個行政系統運作得仍算差強人意，且在變得愈來愈好。8這個系統現在擁有比從前更多的資源、更現代和寬敞的辦公環境和素質更好的公務員群體，這使得它跟其他亞洲發達國家的行政系統愈來愈相似。中央的政令精神能夠下達到地方，一九九五年的財政改革令稅收體系得以重組和再中心化，中央的財政收入也一直充盈。在制定經濟政策方面，儘管經濟快速發展，中央政府卻一直秉持著細緻、謹慎甚至保守的態度，專注於預防風險，避免危機，並透過提升民眾生活水準和精準鎮壓異見的搭配來維持社會穩定。在財政方面，中央政府這種謹慎的態度就從人民幣國際化的進程中體現出來：人民幣在逐步國際化，但北京仍無打算令之可以在國際上自由兌換，北京仍意欲控制資本流動，視情況調控貨幣政策來避免人民幣幣值波動過大。在中央與地方關係方面，總括來說，各級政府之間都取得了相對平衡的關係：中央集中處理如財政預算、國防安全和政治宣傳等重要的問題，而地方經濟發展有關的問題則賦權予地方政府處理。
在中國，現代化進程也使得政府和社會的關係也有所改善：政務服務的效率更高（辦理居留許可、身分證、護照、企業登記等服務），地方公務員的能力更強、職責更清晰明瞭。當然，那些直接攻擊政治制度的異見分子並享受不到這種便利。此外，繼承了封建時期「擊鼓鳴冤」的傳統，在二十世紀初的時候，「信訪」辦公室的職責和權力被加強，每天都會收到諸多群眾的信訪投訴，並負責處理和向有關部門轉交這些案例。9
與此同時，中國的司法系統也在逐漸職業化和現代化。儘管它仍處於共產黨和它強大的政法委的監管之下，法官、檢察官和律師也開始像其他國家一樣，在法學院受到系統的訓練。但是，我們仍然還能看到中國的司法系統有著諸多限制，尤其是涉及到辯護權和與政治有關的案件時；更重要的是黨的地位仍然高於法律。10同樣地，「地方司法保護主義」仍然是一個重要的問題。儘管在二〇一四年國家進行了司法改革，重新集中了司法權力，並使其更自主獨立，我們仍不能確定這是否可以真正根除這種弊病。
不論如何，中國的法律制度在不斷進步。儘管這依舊不是一個「政府犯法，庶民同罪」的法治制度（rule of law），但它起碼是一個以法治國的制度（rule by law），法律能夠發揮一定的規範作用。愈來愈多的糾紛和不滿能夠透過法院解決，而不是像以前一樣只能透過行政調解或者信訪。11最後，且不論較低的管理水準和較大的自由裁量權，監獄系統也逐步現代化，城市監獄已經取代了大部分位於偏遠地區的勞改營。
幹部管理體系的改革在行政機構現代化的進程中展現很大的作用：「公務員」開始透過遴選和考試選拔，這種框架似乎重新延續，或說是恢復了封建王朝時期建立的選賢與能制度。公務員的仕途，尤其是那些「具有實權的公務員」，是依據他們的政績來決定：他們所任職的部門或所管理地區的經濟發展水準，是公務員晉升的一個重要指標，而社會穩定水準、環境治理甚至個人的外貌也有重要的作用。12有一些外國的政治學家，例如貝淡寧（Daniel Bell），也同意北京的官方話語，認為中國已經建立了比我們民主多元（pluralist）國家更有效率的菁英選拔制度。13
最後，儘管很大程度上受到黨國體制的監管，媒體現在更能起到傳遞訊息的作用，政治敏感的話題也較先前為少；社群媒體鋪天蓋地，在資訊的流通方面發揮重要的正面影響力。在這個網路時代，中國政府也對訊息跨國界傳播的迅速有所準備。就算這樣，政府依舊會封禁一些敏感的訊息，也加強了對「謠言」的鬥爭，加重對散播謠言者的處罰。從政治角度來看，共產黨也有意透過媒體來監督地方官員，並藉此打擊腐敗現象。14有時，中央政府也會保護甚至鼓勵一些正在調查地方醜聞的記者，並以此用於政治宣傳，即使在某些情況下這種鼓勵反而激化中央與地方的矛盾，也可能會限制官方媒體政治宣傳的口徑… 閱讀完整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