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市場將成為全球明星級產業，碳權（Carbon Credit）亦將成為重要資產與投資標的，成為日常生活一環。國際碳權威機構（Carbon Credit.com）的最新研究顯示，2018年至2021年碳權投資報酬率587％、比特幣142％、那斯達克106％、黃金僅有37％，碳權報酬率完勝其他資產。
全球淨零轉型需要投入龐大的資源與成本，根據國家發展委員會於2022 年3月發布的「2050年淨零轉型計畫」，當中規畫2030年需投入超過新台幣9,000億元預算。然而，碳交易制度是觸動整體經濟社會淨零最省錢的方式， 換言之不僅可大幅節省人民的納稅錢，更能降低企業的減碳成本。
臺灣碳權交易所（Taiwan Carbon Solution Exchange, TCX）已於2023年8 月9日掛牌，並於2023年12月22日正式交易，完成8.8萬公噸國際高品質碳權，成交金額約80萬美元。碳交易已成為一門新顯學，然而碳交易的學理基礎是什麼？碳權如何產生？碳價如何決定？碳權品質好壞如何辨識？碳權投資為何必須是報酬率愈低，才值得投資？
「寇斯定理」：探索碳交易的學理基礎
全球2022年約排放574億公噸溫室氣體1，截至5月，累積在大氣的二氧化碳濃度約421ppm，雙雙達歷史新高。這也導致地表平均溫度逐年提高，2023 年的地表平均溫度更創下近12萬年歷史新高點。全球暖化與氣候變遷，成為典型的環境外部性（Externality） 2問題。
早在1960年代， 著名經濟學者羅納德． 哈里． 寇斯（Ronald Harry Coase）指出，當環境或資源出現稀少性（如全球暖化問題更嚴重），這時政府可採取斷然措施，限制經濟活動的環境或資源使用量，如核發排放額度（Allowance），限制企業溫室氣體排放量，達到控制大氣溫室氣體濃度持續累積目的。
當政府核發排放額度限制企業溫室氣體排放時，有些廠商的排放額度會不足（如晶圓廠），有些廠商的排放額度會有剩餘（如綠能產業），因此形成排放額度交易。透過排放額度的有價化（或稱價格發現），減碳成本較低的公司會得利，激勵大量減排；減碳成本較高的公司則不利，於是會以購買較便宜的排放額度方式，抵銷減排量的不足。這樣，同時能激勵減碳技術發展， 整體社會最終也會以最低的減碳成本，達到環境總目標。這個現象就是著名的「寇斯定理」（Coase Theorem）。
排放交易制度（Emissions Trading Scheme）便源於「寇斯定理」，透過排放權分配，並建立交易所，藉由價格訊號（或價格發現），引導低碳科技研發，讓創造低減碳成本的廠商獲利，以降低整體經濟減碳成本，稱為「成本有效性」（Cost Effectiveness）3 ─這便是「寇斯定理」的真諦。這個偉大的發明，也讓寇斯榮獲1991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表彰他對交易成本、財產權和經濟制度在複雜經濟結構中的相關運行做出清楚闡述。
為什麼碳交易會省錢？「成本有效性」的意義
2021年之後，全球淨零發展趨勢更加凸顯碳交易的重要性。《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第28次締約國會（2023）的全球盤點（Global Stocktake） 更直接指出，建立全球碳市場可促進國際減碳合作，開發更多減碳計畫與潛力，以及激勵減碳投資與技術研發，提升各國「國家自定貢獻」（Nationally Determined Contributions, NDCs）及助力《巴黎協定》（Paris Agreement）控制溫升1.5℃全球目標的達成。
為什麼碳交易會省錢，又如何省？大家應該都知道，成本低、品質好的商品會在市場銷售，這就是確保整體社會省錢的來源。在碳交易制度下，擁有低碳科技與技術者（例如綠能、節能或碳捕獲技術），減碳成本較低，透過減碳可獲利，於是負起整體社會的主要減碳工作，形成一種專業分工現象， 降低整體社會減碳成本。
更簡單地說，碳交易就是「你減碳，我購買」，本質就是合作減碳。在「碳有價化」的前提下，以歐盟2023年為例，平均碳價介於80至100歐元／ 公噸之間浮動，那麼，有能力減碳或減碳成本較低的人（例如低碳科技研發或擁有者，減碳成本低於80歐元／公噸）會透過多減碳得利，稱為「綠色紅利」（Green Bonus）；反觀減碳成本較高的人（減碳成本高於100歐元／公噸） 則傾向直接購買碳權，結果就是互蒙其利的商業行為。各位應該已發現，碳交易制度中、在市場任一碳價水準下，都由減碳成本低者負責整體社會的減碳工作，這就是碳市場的減碳與省錢奧妙處。
碳交易最終將體現最省錢的方式達到淨零轉型目標，而「成本有效性」，可謂碳交易最核心價值。傳統經濟學告訴我們，要達到「成本有效性」條件，必須所有廠商的邊際減排成本（Marginal Abatement Cost，係指增加1 單位減排量所增加的總減排成本）均相等，此時，整體社會達到特定減排目標下，總減排成本最小。舉例如下：
假設社會上僅有2家代表性廠商（台北公司與台灣公司），欲達到整體社會減排15公噸CO2e4目標。如下圖1-1所示，台北公司的減排量愈多，邊際減排成本遞增；台灣公司的減排量愈多，邊際減排成本遞增。
以下將區分2種情況，分別是直接指定減排量（沒有實施碳交易），以及實施碳交易2種情況，比較兩者達到相同減排目標之總成本差異，以凸顯碳交易低成本的優越性。
•直接管制：
假設台灣公司被要求減排7公噸CO2e，總減排成本為A的面積。若台北公司被要求減排8公噸CO2e，那麼總減排成本為B+C+D的面積，兩公司達到減排15公噸溫室氣體目標，合計付出的總減排成本為A+B+C+D 之面積（上頁見圖1-1）。
•直接管制搭配碳交易：
如果政府允許廠商間可自由進行碳權交易，假設碳價水準為500元／公噸CO2e，且減量額度（或稱碳權）可以交易，由於台灣公司減排7公噸CO2e的邊際減排成本為300元／公噸CO2e，低於碳價500元／公噸CO2e，因此台灣公司每多減排1單位，可賺取200元／公噸CO2e，增加減排誘因；然而隨著減排量增加，邊際減排成本提高，直到收支平衡為止，如圖1-1之a點。由此可知在碳交易機制下，台灣公司的減排量相較於直接指定的7公噸CO2e 多減排3公噸CO2e，增加減排至10公噸CO2e，總減排成本為A+B面積。
反觀台北公司，由於碳價水準高於邊際減排成本（如圖1-1之a點之1,000元／公噸CO2e所示），因此台北公司會向台灣公司購買碳權，抵換其減排量的要求，並隨著減排量減少，邊際減排成本降低，直到收支平衡為止，如圖1-1之a點。由此可知，在碳交易機制下，台北公司的減排量由直接指定的8公噸CO2e減少至5公噸CO2e，總減排成本為C面積。兩公司共同努力，達到15公噸CO2e減排量，而合計總減排成本為A+B+C之面積（見圖1-1）。
比較上述2種制度，雖然均可達到減排15公噸CO2e溫室氣體目標，然而搭配排放交易的總減排成本（A+B+C之面積），則低於直接管制（沒有搭配碳交易）的總減排成本（A+B+C+D之面積），可證明搭配排放交易具「成本有效性」的優越成果。
因應全球淨零，企業將面臨昂貴的排碳成本及承擔「碳風險」（Carbon Risk），成為永續經營的最大挑戰。而碳交易制度，不但可幫國家省錢（「成本有效性」），同時體現碳成本公平負擔；易言之，碳交易制度不但具經濟效率，同時也促進公平正義。
一份由國際碳交易協會（International Emissions Trading Association, IETA）於2023年發布的最新研究報告指出，為達到2030年減碳目標，如果各國獨立執行減碳投資，則減1公噸碳的成本約130美元／公噸CO2e；如果合作減碳，則減1公噸碳的成本約27美元／公噸CO2e，兩者差距5倍之多，證明施行碳交易可節省巨幅減碳成本。這就是為什麼《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要提出「京都機制」（Kyoto Mechanism）與「巴黎機制」（Paris Mechanism），呼籲國際減碳合作的主要原因。
「京都機制」：全球減碳合作的推手
全球近200個國家合計排放約574億公噸溫室氣體至大氣層，其中，中國大陸是最大排放國，一年排放超過143億公噸；美國約排放62.8億公噸， 歐盟約33億公噸；台灣則一年約排放2.6億公噸。可想而知，縱使個別國家的減碳績效非常好，並不足以解決全球暖化問題。因為各國減碳成本高低不一，低成本國家容易減碳，高成本國家不容易減碳，因此放任各國自行減碳，同樣無法解決全球暖化問題。《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會員國了解到全球暖化是一個全球性議題，單獨管理個別國家溫室氣體排放，難以解決全球暖化問題，必須使用一個覆蓋全球的減碳工具，促進國際減排合作。
《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會員國於1997年12月在日本京都召開的第三次締約國大會簽署《京都議定書》5（Kyoto Protocol） 。《京都議定書》依據歷史責任原則，在負擔「共同但有差異責任」（Common But Differentiated Responsibilities, CBDR） 下， 將締約國區分為「附件一國家」（Annex I Countries，列在《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的第一個附件），包括25個開發國及16個經濟轉型國（Economies in Transition），這些是負有減排責任國，平均減排5.2%（2008年至2012年平均排放量相較於1990年排放量）6 ； 其他沒有列在《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的附件一國家，稱為「非附件一國家」（Non Annex I Countries），不負擔減排責任。
由於附件一國家減排成本高，非附件一國家雖然減排成本低，但減排能力不足，因此《京都議定書》為促進全球減排合作，擴大減排能量，依據該公約第3.3條「締約國應考量以成本有效（Cost Effectiveness）政策措施」的母法要旨，制定3個彈性機制，稱為「京都機制」，包括聯合減量機制（Joint Implementation, JI）、清潔發展機制（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 CDM）及國際排放交易機制（International Emissions Trading, IET），奠立全球碳權交易的法源，同時也觸動各國境內實施碳交易的思維。
在《京都議定書》的精心設計與制度安排下，3個彈性機制雖然目的都是促進國際減量合作，但各自負責差異性減量合作之功能（見左表1-1）。
聯合減量機制是針對附件一國家間的減量合作機制，創造的減碳成果稱為排放減量單位（Emissions Reduction Units, ERUs）。1單位排放減量單位代表1公噸CO2e。清潔發展機制則是針對附件一與非附件一國家間的減量合作機制，來自迴避（Avoidance）或減量（Reduction）計畫創造的減碳成果，稱為經驗證減排量（Certified Emissions Reductions, CERs），1單位經驗證減排量代表1公噸CO2e。來自移除（Removal）或封存（Sink ／ Sequestration）計畫創造的減碳成果，稱為移除單位（Removal Units, RMU）。
國際排放交易機制則是依據附件一國家的減排承諾或目標，核發排放配額，規範各國排放上限，稱為指定排放單位（Assigned Amount Units, AAUs）。由於1單位排放減量單位、經驗證減排量、移除單位及指定排放單位均代表1公噸CO2e，因此在《京都議定書》第17條規定，排放減量單位、經驗證減排量、指定排放單位及移除單位可在國際排放交易下，進行1：1的比例移轉（或交換），但是任何的移轉均需註冊，以利碳權追蹤管理，避免重複使用。
而任何一筆交易紀錄（交割與移轉）均透過在地的碳權交易所，將交易明細（交易數量、交易碳權型態及交易對象等資訊），與國家碳權管理帳戶連結，再串接至各國在《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的國家帳戶移轉與管理。
由於台灣不是《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會員國，沒有碳權帳戶可進行交割與移轉，因此若購買聯合國體制碳權，例如購買經驗證減排量僅能當下註銷（Cancellation），無法再進行移轉… 閱讀完整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