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軟體業之所以能在二十世紀上半葉崛起，是因為當年新興的科技公司和美國政府密切合作。以今天的眼光來看，當年的合作似乎非常激進，而且風險很高。推動矽谷早期創新的人，並非追逐瑣碎消費性產品的科技人才，而是一群渴望用這個時代最強大的技術解決工業和國家重大挑戰的科學家和工程師。他們追求突破的目的不是為了滿足一時所需，而是為了推動更宏偉的計劃，引導國家的集體目標和抱負。如今，世人大多已經忘記，早期的矽谷十分仰賴國家，甚至美國軍方。矽谷抹去了那段歷史，認為那種依賴關係已不合時宜又突兀，會對矽谷產生認知衝突。矽谷認為自己的成功全都來自自身的創新能力。
1940年代，聯邦政府開始支持一系列的研究計劃，這些計劃後來成了新藥物、洲際火箭、衛星以及人工智慧發展的前身。確實，矽谷曾是美國軍事生產和國家安全的中心。仙童攝影器材公司（Fairchild Camera and Instrument Corpor¬ation）的半導體部門在加州山景城（Mountain View）成立，發明了第一台個人電腦的雛形。二次大戰後有段期間，美國海軍所有的彈道飛彈都在加州聖克拉拉郡（Santa Clara County）生產。1980年代到1990年代，洛克希德飛彈與航太公司（Lockheed Missile & Space）、西屋電氣（Westinghouse）、福特航空航太（Ford Aerospace）和聯合技術公司（United Technologies）等公司，都在矽谷有幾千名員工從事武器生產。
二十世紀中葉，科學和國家的結盟始於二戰之後。1944年11月，蘇聯的軍隊從東部逼近德國，希特勒準備放棄東部戰線總部「狼穴」（Wolf ’s Lair，今波蘭北部）時，美國總統羅斯福已在華盛頓特區想著這場改變世界的戰爭就快結束了，美國即將取勝。羅斯福寫了一封信給萬尼瓦爾．布希（Vannevar Bush），他是牧師之子，後來成為美國科學研究與開發辦公室（Office of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的負責人。布希1890年生於麻州波士頓北部的艾弗雷特（Everett），他的父親和祖父都在鱈魚角（Cape Cod）偏遠的普羅溫斯敦（Provincetown）長大。信中羅斯福表示，出於軍事目的，美國曾在戰爭期間利用科學從事「特殊實驗」。羅斯福準確預見下一個時代，以及政府和企業之間的合作關係。他寫道：「我們從這次實驗得到的經驗教訓，沒道理不能用在和平時期並大有所為。」他說的經驗教訓指的是利用新興科學研究機構的資源，打贏當時世界上規模最大、最激烈的戰爭。羅斯福的野心昭然若揭，他希望看到國家機器──國家的權力和威望，以及剛取得勝利的國家和新興霸權的財政資源──推動科學界促進公共衛生和國家福祉的進展。當年的挑戰是要確保之前把心神集中在戰爭工業的工程師和研究人員（尤其是布希所說「節奏被嚴重打亂」的物理學家）可以在相對和平的時代，把他們的努力引導回民用科技的進步。
國家和科學界戰前戰後的糾葛，本身就建立在創新與政治的長久關係上。美利堅合眾國許多早期領袖都是工程師出身，從設計日晷和研究書寫機的托馬斯．傑佛遜（Thomas Jefferson），到試驗、製造避雷針和眼鏡等各種物品的班傑明．富蘭克林（Benjamin Franklin）都是如此。富蘭克林本來並未涉足科學，他是工程師，也是那個世紀最有成就的工程師，後來卻成為政治家。哈佛大學教授、化學家達德利．赫施巴赫（Dudley Herschbach）曾經指出，世人公認美國開國元勛對電的研究「開啟了一場科學革命，重要性堪比上個世紀的牛頓或本世紀的華生和克里克（注：指James Watson與Francis Crick，兩人共同發現了DNA的雙螺旋結構）」。1791年，傑佛遜曾寫信給肯塔基州的聯邦法官，談到科學和自然歷史是他的「熱忱」所在，而政治則是他的「職責」。當時有些領域還很新，所以非該領域的專業人士也可以帶來相當的貢獻。美國第四任總統詹姆斯．麥迪遜（James Madison）曾解剖過一種美洲鼬鼠，並測量近四十次，比較此物種和歐洲鼬鼠的差異。他這樣做是為了研究十八世紀的法國博物學家喬治－路易．勒克萊爾（Georges-Louis Leclerc）提出的理論，即北美動物的體型已經退化得更小、更弱，不如大洋另一端的同類。
美國許多開國元勳和當今主宰美國政壇的律師不一樣，這些早期的領袖即使本身並非科學從業者，卻依然精通工程和技術方面的知識。[1]根據一位歷史學家的看法，美國第二任總統約翰．亞當斯（John Adams）曾努力避免國家在早期鑽研「無利可圖的科學，過度專注徒勞無功的好奇心」，轉而支持更實際的探索，包括「利用科學提升農業發展」。十八、十九世紀的創新者往往上通天文、下知地理，他們的興趣與當代人大相徑庭。當代人追求的是深度而不是廣度，認為發展專才是為專業領域帶來貢獻最有效的方法。「科學家」（scientist）一詞一直到1834年才出現，用來描述蘇格蘭天文學家兼數學家瑪麗．薩默維爾（Mary Somerville）。在此之前，物理學和人文學科之間的結合相當常見，不需要創造更專業的詞彙來形容這群人。當時，許多人不太在意學科之間的界線，他們會研究語言學和化學，或是研究動物學和物理學，橫跨看似毫不相干的研究領域，科學的界線和邊界仍處在早期的發展階段。1481年，歐洲最大的圖書館是梵蒂岡圖書館，擁有約三千五百本書籍和文件。那時由於人類集體的知識有限，跨學科的研究方法備受推崇。但如今，採用跨學科的研究方法幾乎必定會阻礙學術生涯的發展。但是，學科之間的相互影響與不拘泥嚴格的學科界線，對於鼓勵人勇於試驗來說非常重要，對於政治領袖有信心討論出能夠影響政府決策的工程與技術問題來說，也很重要。
1930年代末期，羅伯特．奧本海默（J. Robert Oppenheimer）與幾十位同事聲名鵲起，科學家和工程師也進一步成為美國生活和民主實驗的捍衛者。約瑟夫．利克萊德（Joseph Licklider）是心理學家，他在麻省理工學院工作，並預示早期人工智慧的興起。1962年，利克萊德受僱於一個機構，也就是後來的美國國防高等研究計劃署（Defense 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gency，簡稱DARPA）。現代的網際網路與全球定位系統（GPS）的前身，就是該機構的創新成果。
利克萊德在1960年3月發表的論文〈人機共生〉（Man-Computer Symbiosis），如今已是經典之作，他在該文做的研究得到美國空軍支持，闡述計算智慧與人類智慧之間協作的願景。政治領袖和科學家的關係非常密切，他們仰賴科學家提供指導和方向，且十分信任彼此。1957年10月，蘇聯發射人造衛星史普尼克（Sputnik）沒多久，德裔理論物理學家漢斯．貝特（Hans Bethe，同時也是艾森豪總統的顧問）被召入白宮。一小時內，艾森豪重振了美國太空計劃的方向，和貝特達成共識。艾森豪對一名助理說：「你看，我們有共識了。」那個時代的變化和行動速度非常快。隔年，美國太空總署（NASA）就成立了。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際，科學與公共事務、科技創新與國家事務的整合基本上已經完成，而且是再平常不過的事。許多工程師和創新者都默默無聞，努力付出。然而，當年有些人的名氣之大，不是現代人可以想像的。1942年，戰爭蔓延到歐洲和太平洋時，《Collier》雜誌用一篇文章對三百萬名讀者介紹萬尼瓦爾．布希。布希雖然參與打造曼哈頓計劃，但他當時還只是個名不見經傳的工程師和公務員，雜誌則描述他是「可能打贏戰爭的人」。幾十年來，大西洋兩岸的民眾對於解開物質世界最根本奧祕的興趣日益濃厚。1903年，居禮夫人（Marie Curie）發現鐳，在她榮獲第一個諾貝爾獎後不久（她得過兩次諾貝爾獎），她寫了一封信給哥哥，提到記者蜂擁而至、爭相採訪的景況。她寫道：「我只想挖個地洞，尋找片刻安寧。」同樣，愛因斯坦不僅是二十世紀最偉大的科學家，也是最有名的公眾人物。他不僅深受大眾喜愛，他的形象以及他突破性的發現也經常登上新聞頭條，因為他的發現徹底顛覆我們直覺上對空間和時間的理解。想當年，科學本身往往就是新聞報導的焦點。
那個世紀是美國的世紀，工程師則是那個時代崛起神話的焦點。當時世人認為，利用科學和工程追求公共利益是國家計劃自然延伸出去的結果，不僅要保護美國的利益，還要推動社會、乃至整個文明邁向更高層次的發展。雖然科學界需要政府的資金和鼎力支持，但現代國家也同樣需要科學和工程投資帶來的進步。美國科技在二十世紀領先全球，穩定為大眾在醫學突破和軍事實力方面帶來經濟和科學進步，這一點對於美國的信譽來說十分重要。誠如于爾根．哈伯瑪斯（Jürgen Habermas）所言，如果領導者無法兌現他們對大眾明示或暗示的承諾，有可能會引發政府的合法性危機。一旦能創造財富的新興技術無法帶來更大的公共利益，往往會出問題。換句話說，只有新技術仍然能為大眾帶來經濟成長和安全保障，世人才會願意容忍一個文化、文明乃至統治階級的頹廢與腐化。這麼一來，工程和科學界是否願意協助國家，不僅對企業存在的合法性來說極為重要，對整個西方政府機關的長治久安亦不可或缺。
今天的矽谷已經大大偏離了過去和美國政府合作的傳統，轉而定睛消費市場，包括線上廣告和社群媒體平台，而這些平台已經主導並限制我們對科技潛力的認知。矽谷一整個世代的創業家都用高尚的目標當作口號來掩飾自己。事實上，他們因為過度使用所謂的改變世界，而讓這個口號變得蒼白空洞。他們往往只是籌集大量資金，招募大批優秀的工程師，最後卻只開發出分享照片與聊天的應用程式以及聊天介面等迎合現代消費者的產品。如今的矽谷對政府的工作和國家的抱負抱持著懷疑的態度，他們拋棄了二十世紀初期的宏大集體主義實驗，轉而狹隘地關注個人的欲望和需求。市場獎勵的對象是利用科技進行表面參與的企業，於是新創公司紛紛迎合晚期資本主義的文化潮流，無意打造能夠解決國家重大挑戰的技術基礎設施。社群媒體平台和外送應用程式的時代已經到來，醫學突破、教育改革和軍事進步都被晾在一旁。
幾十年來，矽谷一直把美國政府視作創新的障礙與爭議的來源，認為政府阻礙進步，並非能合作的夥伴。當今的科技巨頭長期以來都在避免與政府共事。許多州政府和聯邦機構內部非常混亂，外部人士難以進入，包括新經濟裡的新創公司，形成看似無法逾越的障礙。長期下來，科技業對政治和更大的社群計劃逐漸喪失興趣。矽谷對美國的國家計劃──如果可以這樣稱呼的話──抱持懷疑和冷漠的態度。於是，許多矽谷最優秀的人才和工程師都轉向消費市場尋求生計和發展。
在後面的篇幅裡，我們將探討Google、亞馬遜（Amazon）和Facebook等現代科技巨頭把焦點從與國家合作轉向消費市場的原因。這種轉變的根本原因有二。首先，二戰結束後，美國菁英階層的利益和政治判斷逐漸和全國其他群體脫節。其次，新一代的軟體工程師對國家更全面的經濟困境與二十一世紀的地緣政治威脅，缺乏情感上的共鳴。這一代最有能力的程式設計師從來沒有經歷過戰爭或真正的社會動盪。對他們而言，與其為美國軍方工作，冒著和朋友吵架或不被同儕認同的風險，不如退去做一般認為比較安全的事情，也就是開發另一款應用程式。
隨著矽谷把焦點轉向美國國內和消費市場，美國政府和許多盟友縮減了多個領域的投資和創新，從太空旅行、軍事軟體到醫學研究等領域皆然。國家減少對創新的參與，導致創新的落差不斷擴大。政府和矽谷在創新上分道揚鑣，很多人支持這種發展，理由卻不一樣。對企業心存疑慮的人認為，我們不能完全信任企業在公共領域的作為；矽谷人則擔心他們會受政府控制，也擔心他們的發明被誤用或濫用。然而，美國在歐洲和世界各地的盟友若想像上個世紀一樣繼續在本世紀保持霸主地位，國家就得和軟體業結盟，而不是任憑它們分離或解體。
我們在本書主張，科技產業有責任積極支持讓產業得以崛起的國家。如果軟體業要重建與國家的信任，並朝向更具變革的技術願景發展，重新擁抱公共利益將是關鍵所在。如果政府想持續為大眾謀求福祉、維護公共安全，就得向矽谷獨特的組織文化借鏡，畢竟矽谷企業之所以能重塑整個經濟領域，矽谷的文化十分關鍵。矽谷文化重視實際成果而非表面做秀，願意賦權給組織裡最接近問題的小人物，也能夠拋開空泛的意識形態之爭，即使這樣做只能得到微小但實質的進步。正是這些原則讓美國的科技業得以改變人的生活。這些價值觀也有可能改變我們的政府… 閱讀完整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