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有72 小時，你會選擇去沖繩，還是去墾丁？

墾丁，位於台灣最南端的地圖末端，曾是被「溫度」、「青春」與「自由」定義的座標。它是台灣旅遊最閃亮的金字招牌，也是無數人心中海島度假的代名詞。

然而，近年關於墾丁的討論，往往顯得冷冽。根據墾丁國家公園管理處統計，遊客量從二〇一五年的八百萬人次巔峰，一路下滑至二〇二五年近兩百一十四萬人次低谷。有人歸咎網路輿論的箭靶效應，有人認為是後疫情時代的出國潮衝擊，更有不少直指層出不窮的宰客傳聞與物價爭議。

然而真正的主因或許是，人們心中的「墾丁印象」停滯了。

「我也不是不想支持國旅，但墾丁二十年來都一樣，為什麼還要去？」

這句話曾經是你我的心聲。不過實際走訪恆春半島，會發現墾丁有一部分變得不一樣了。當喧囂退去、大街不若往日壅擠時，墾丁反而獲得另一個機會，並引來了完全不同的人群──從熱血運動、生態旅遊到質感生活，這裡正在進行一場安靜的進化，墾丁正試圖給出一個不一樣的答案。

從哈雷彗星到海角七號：被流量定義的墾丁

在台灣觀光史中，墾丁其實是現代化大眾觀光產業的晚鳥。雖日治時期已有熱帶植物園（現林業試驗所）與捕鯨產業，但直到一九八四年成立全台首座國家公園才正式開啟現代觀光發展的基礎，加上一九八三年救國團墾丁青年活動中心落成，成為全台畢業旅行首選。

不過，真正讓墾丁破圈躍升國際等級的關鍵，是世紀之交兩場巨大的文化事件。一是一九八六年的哈雷彗星，當年墾丁因擁有全台最佳的低緯度觀測視角，大街湧入空前的人潮與車潮，第一次讓墾丁感受到「流量」的威力；二是二〇〇八年寫下國片奇蹟的《海角七號》，阿嘉那句「留下來或者我跟妳走」的白沙灣誓言，將墾丁人次推向爆發式增長，讓恆春半島的滿洲小鎮、籠仔埔草原、萬里桐漁港都成為地圖上的熱搜標記。

然而，二〇一五年陸客來台的高峰，將「躺著都能賺」的時代紅利推向極致，部分業者的品質管理隨之失衡，宰客傳聞不斷。隨後廉價航空興起，「去墾丁不如去沖繩」遂成為一種具備情緒性的消費對比──必須承認，這份感受是真實存在的，也是墾丁今日必須面對的自省前提。

如今，在這番淘洗之後，留下來的人，構成今日恆春半島最可被觀察的一群人。


大浪淘洗後的人

這番起落固然冷酷，卻也是一場淘汰賽，留下什麼樣的人呢？瓜瓜披薩老闆阿展、紅氣球書屋的德慧與彥廷還有山男咖啡的阿倉，都是在最喧騰的二〇一五年左右來到恆春半島，見證起伏最劇烈的十年：阿展從墾丁大街路邊攤一路做到酒吧，去年夏天還開了披薩店；出身旅宿業的德慧先開民宿，發現恆春半島不缺床位，而缺整合地方能量的平臺，於是開了恆春半島唯一的獨立書店；阿倉剛來的時候根本沒朋友，先在民宿當管家，因緣際會在紅柴坑開了咖啡店，每日與全台最美的關山日落為伍，接下來他計畫繼續在海豚灣展店。

疫情期間南漂到恆春的肥貓南洋餐室主理人馬修，回想起二〇二二年那波短暫的國旅紅利，感嘆那是一種「風暴式湧入」；如今出國潮帶走大眾觀光客，他倒覺得「恆春回到最漂亮、最文藝的樣子」，接下來還打算繼續在恆春開冰果室。

這些「新半島人」不是不想賺錢，但賺錢不是他們最主要的目的。在追求經濟產值之外，他們更在乎的是生活型態的主體性。丹桂小菊主理人Linda與螺絲丁創藝工作室大丁，都是放棄北部高薪而來到恆春，Linda說她找回了笑的能力，而大丁則是終於從跟工程搏命的輪迴中解脫，在恆春重新握回人生與創作的節奏。


當獵人變成生態解說員

除了回來的人與留下的人，還有一群更龐大卻安靜的身影──在地人。

墾丁的特殊性，在於它不只是一個觀光地名，也是一個被劃入國家公園體制的生活場域。這裡的山海不只是風景，同時是需要被保護的自然資產；這裡的居民，也同時生活在一套高度規範的制度之中。也因此，墾丁的故事，必須放大到整個恆春半島的尺度來理解──在這裡，墾管處與在地社區的關係，從早期的衝突，漸漸化作二十年的共生實驗。

國家公園成立初期，許多社區的原有生活深受衝擊：滿州里德社區不能再捕鷹貼補家用、社頂部落不能再抓虎皮蛙、後壁湖捕魚也受到諸多限制。居民生計受限，一度與官方高度對立。

直到二十年前，墾管處開始輔導社區發展生態導覽，昔日的老獵人化身為說故事的人，帶領民眾探訪部落秘境，介紹他們從小就熟悉的陸蟹、蝴蝶與青蛙。如今，雖然大街人潮消退，但參與社區生態旅遊的人次相對卻穩定成長。旅人可以跟著當地解說員走訪《斯卡羅》劇中的欖仁溪秘境，或探索比「阿朗壹」更神秘的「阿朗貳」海岸。這種旅遊不但讓遊客可以擁有更深度的旅程體驗，也讓居民在保育環境的同時，獲得實質的經濟收入，以及對於自家文化的信心與驕傲。

…本文摘錄自 《旅讀》 2026/2月 第16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