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楊少強

英特爾、Nike、星巴克，這些公司有何共同點？答案是：它們的執行長都在同一年下台。

這反映的是「執行長（被）下台」的大趨勢。據調查機構Challenger、Grey & Christmas統計，二○ 二四年至十一月底，全美共有一千九百九十一位執行長宣布離職，這是該機構自二○○二年開始調查以來最高數字。公司規模大如《財星》五百大企業，小到新創公司；產業從晶片到運動鞋、咖啡，幾乎無一倖免。

為什麼執行長大量落馬？大環境是股市大漲。

過去兩年美股標普五百指數總計上漲逾五○％，那些業績或漲幅較低的公司，股東們質疑「為何別的公司大漲，我們沒有？」執行長於是成為戰犯。

要績效美，還要能擺平複雜議題
執行長在位時間縮短！三年陣亡三成

美國馬里蘭大學金融學教授卡斯（David Kass）對《雅虎財經》表示，如今董事會要求執行長對業績不佳負責——無論是利潤還是股價。執行長在位時間正在縮短。

因此，執行長下台未必是因為犯了錯，而是他的公司財務數字沒有像別人那樣一飛沖天。分析師法爾（Michael Farr）就表示，董事會要的是能訂出計畫並乘勢起飛的經營者，做不到就下台。「執行長是否真的有錯並不重要。」

另一大環境因素，是經營環境比以往更複雜。

從「多元、平等、包容（DEI）」 的浪潮，到遠距工作與重返辦公室的爭論，以及地緣政治，一些經營者發現，想只專注自己的業務越來越困難，執行長必須十八般武藝都要略懂。

《富比世》分析，除了績效指標，如今的董事會更傾向尋找能應對技術轉型、永續發展、地緣政治危機和社會議題等複雜問題的經營者。顧問公司羅素雷諾茲（Russell Reynolds）報告也稱，企業對多才多藝、風險準備型領導力的需求「從未如此之大。」

正因經營環境日趨複雜，執行長只要在某個領域應對失當就可能翻船。因此即使是龍頭企業及其經營者，地位也不再穩固。

根據《富比世》數據，二○○三年的《財星》五百大公司，有一半以上現已不存在。標準普爾五百大企業更明顯：四○％執行長任期只有一至五年，另外二八％是五到十年之間。

研究諮詢公司光輝國際（Korn Ferry）數據顯示，執行長有所謂「三年之癢」——三分之一的執行長在三年內離職。

大環境使執行長陣亡成常態，何種特質的經營者能生存下來？

光輝國際發現，擅長管理衝突、建立人脈，以及在各種利害關係間保持平衡的執行長，任期超過三年的可能性會上升四六％。而缺乏同理心的執行長，提前下台的可能性上升九四％。具有「強烈自我傾向」的領導者，離職的可能性比那些更具合作性的領導者高出近五○％。

除了個人特質，未來環境變動劇烈，執行長也必須兼顧本業以外的事。尤其美國新總統川普上任後，政治對經濟的影響將更顯著。因此執行長們恐怕也要具備敏銳的政治嗅覺（見第四十八頁文）。

董事會任命執行長，扮演制衡角色
如何從被動不負責變多元發聲成挑戰

對執行長來說，主動適應大環境是必要之舉。不過執行長是由董事會任命的，挑選經營者時，董事會該如何避免踩雷呢？

事實上過去這一年執行長大離職潮，也反映一個問題：董事會是否有善盡責任？

二○二四年十二月，英特爾董事會解雇了執行長基辛格（Pat Gelsinger）。他在位近四年，公司市值蒸發一千五百億美元。問題在於：董事會為何會容忍這麼久？

另一個例子是特斯拉。該公司董事會在二○一八年批准執行長馬斯克的天價薪酬方案：十年五百六十億美元，但在二○二四年一月遭法官判決無效遭撤銷，至今未能翻案。要知道標普五百大企業執行長的中位數薪酬，約是一千六百萬美元，馬斯克收入是他們的逾三百倍。

這兩個極端：英特爾的董事會是《經濟學人》形容的「不負責任的被動」；特斯拉董事會則是「遷就霸道總裁的奇想，忽視自己的信託義務。」

這兩種董事會帶來同一結果，那就是執行長缺乏制衡。倘若經營者犯錯，董事會未能即時糾錯。

投資人可能認為，只有明星執行長才能帶領公司走向偉大。董事會只要當橡皮圖章。放眼當今的大公司，從特斯拉到輝達等，公司成功幾乎都被歸功於執行長個人。

這代價就是董事會的功能萎縮。據顧問公司資誠（PwC）的調查，只有三成的高階主管將董事會的表現評為良好或優秀，五分之一的人認為它很差。八四％高階主管認為，董事們並未越過他們與管理層之間的界限——也就是董事們沒有對經營者的方向提出不同意見。事實上，這正是有警覺性的董事會應該做的事情。

明星執行長可遇不可求，而且對公司來說，執行長也有「保鮮期」，因為大環境變化，不同情勢也需要不同人才（見第五十頁文）。

波士頓大學學者布羅切特（Francois Brochet）等人的研究顯示，平均而言，執行長任職十四年後，公司價值開始下降。

如此說來，若要避免選錯人，董事會是否要對執行長訂出嚴格的任期限制？也不盡然。奧勒岡州立大學學者Sam Yul Cho等人的研究表明，由「職業視野」較短的執行長經營的公司，產生的重大創新較少。

《經濟學人》認為，企業或許不應糾結執行長任期的年限，而在於「制衡」——對執行長權力的制衡。哈佛大學法學院學者貝布丘克（Lucian Bebchuk）提議設立「增強獨立性」的董事，如果霸道執行長想解雇和其意見不同的董事時，少數股東可否決執行長這種行為。

這個目的不是要牽制執行長，而是在保護不同的意見有發聲機會。董事會與執行長間，避免一方獨大，導致另一方淪為橡皮圖章——正如過去的奇異（GE）。這或許才是讓執行長、董事會雙贏之道。

成功企業家必修！「政治嗅覺」養成5心法

隨著政治對商業影響日深，經營者該如何與政治打交道？這點微軟創辦人比爾．蓋茲可說有慘痛教訓。

據《權力與金錢》（The Power and the Money）一書記載，蓋茲出身矽谷，向來自認為和政治無關。然而2000年微軟遭美國司法部反壟斷調查，蓋茲那時才發現，自己在華盛頓孤立無援，沒人幫他說話。

正因如此，蓋茲多年後在一場私人會面中，建議臉書創辦人佐伯格：「馬上在華盛頓弄個辦公室。」意思是要他重視政治，在華盛頓設立辦事處，對政客們施加影響力。除了佐伯格外，蓋茲也給亞馬遜創辦人貝佐斯類似勸告。

該書綜合美國史上十多位著名企業家與政治打交道的經驗，總結出5條心法：

一、企業越大，越有需要建立政治影響力，且須盡早進行，否則待危機發生時便已太遲。

二、企業領導人如執行長或大股東，應親自執行與政治打交道的工作，不宜假手於人。

三、商人參與政治須小心謹慎，且講求技巧與經驗。

四、支持特定黨派之餘，企業領導人應建立超越黨派的形象和影響力。

五、須注意反效果，例如支持某些勢力或運動時，可能損害該企業在反對者心中的形象。（文●楊少強） 閱讀完整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