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小圓盤或紙張的本質究竟是什麼？它們本身似乎毫無用處，但矛盾的是，與其他經驗相反，這些物品卻在人與人之間流通，作為交換有價值商品的媒介。更甚者，人們無不爭先恐後地交出自己的商品以換取這些物品。


在二〇〇九年，北韓做了一件就算以北韓標準來看也極不尋常的事，北韓政府發行了一種新貨幣，將舊貨幣的數值都去掉兩個零。也就是說，新的一北韓圓被宣告等同於舊的一百北韓圓。這並不是什麼新鮮事，各國政府過去曾多次透過刪除貨幣上的零來對抗通貨膨脹。巴西就在一九九四年發行了一種全新的貨幣「雷亞爾」，以取代嚴重貶值的「克魯塞羅」。巴西政府宣布，每一雷亞爾等於二千七百五十的克魯塞羅。

只要舊貨幣能夠自由兌換新貨幣，貨幣改革對個人而言並沒有本質上的好壞之分。想像一下，如果美國沒有美元紙鈔，所有價格都是以「美分」來標示，結果有一天政府宣布，「分幣」不再是法定貨幣，將由一美元取代一百美分，並規定從此以後所有標價都以美元計算。一件原本標價二百美分的商品，現在標價為二美元。就購買力而言，並沒有任何改變──原本擁有許多一分錢硬幣的人，現在擁有的只是數量縮減但是價值不變的美元。銀行帳戶的數字轉換甚至更加簡單，只要把數字去掉兩位數即可。這種改革讓價格看起來較低（因此可作為對抗通膨的工具），但是其實富人仍然富裕，窮人依然貧窮，只不過是貨幣單位改變了而已。

任何六歲以上的孩子都知道，五美元與五百美分是一樣的（即便是六歲的孩子，也最多只會上當受騙幾次）。這種貨幣改革的唯一影響，可能只是讓人們攜帶更少的零錢。商店雖然不再接受「分幣」，但如果某天你在沙發墊子下發現了三百美分的硬幣，還是可以拿到銀行兌換成三美元。巴西人在貨幣改革後有將近一年的時間來換掉舊的克魯塞羅。在一些歐洲國家，例如德國，甚至承諾將永遠接受舊貨幣（如德國馬克）兌換歐元，即使德國早在二〇〇二年就已經廢除馬克，改用歐元了。

但北韓與其他國家不同。當北韓實施貨幣改革時，政府宣布只有限量的舊貨幣可以兌換新貨幣，按照官方匯率計算，新舊貨幣的兌換上限大約為六百九十美元（但是按照黑市匯率則只有三十五美元而已）。1所以，擁有大量舊貨幣的人在這次貨幣改革中，損失了大部分的積蓄。這正是北韓政府的目的，北韓政府愈來愈無法容忍官方配給制經濟體系外的黑市交易。黑市商人的手中囤積了大量現金，因為一紙官方法令（或是說，透過朝鮮最高領導人用來頒布法令的任何方式），政府沒收了這些被認定為「非法累積」的財富。

當然，為了避免在冬季和春季時挨餓，許多北韓的一般民眾會囤積一些現金。但是在貨幣改革宣布後，從北韓洩漏的零星消息提及「市場和火車站的混亂」，因為存款者急忙回家將舊貨幣兌換為新貨幣，北韓人民只有二十四小時的時間，來兌換他們有限的舊貨幣配額。一位脫北者告訴《紐約客》（The New Yorker）的記者芭芭拉．德米克（Barbara Demick）：「一天之內，你的所有錢都沒了。許多人因為過度驚慌而送醫。」

北韓政府將原本有價值的錢變得一文不值，真是奇特的權力。

這種權力與美國在同一時期發生的事相比，就更顯得耐人尋味。為了應對二〇〇八年的金融危機，美國聯準會積極地「注入流動性」到金融體系中。本書稍後將更深入地探討流動性的概念。現在，基本要點是聯準會正在竭盡所能地壓低利率，讓在房地產泡沫破滅後陷入困境的銀行、企業和個人更容易取得信貸。但是這裡有一個幾乎與北韓一樣令人費解的部分，就是聯準會達成其目標的方式是創造新貨幣，而且是憑空創造。在美國紐約聯邦準備銀行的一間無窗的房間裡，交易員透過電腦創造出新的電子貨幣，並用這些資金買進數十億美元的金融資產。從二〇〇八年一月到二〇一四年一月，聯準會向美國經濟挹注了約三兆美元新創造的貨幣。

一分鐘前，這筆錢還不存在；下一分鐘，一名受聯準會指派的交易員就使用這些新創造出來的電子資金，從各大民營金融機構手中買進債券。這就是新的錢──在幾秒鐘前根本不存在的錢。「喀！」這是紐約聯邦準備銀行某位交易員坐在電腦前創造出十億美元，並用這筆錢向花旗銀行（Citibank）買進資產的聲音。「喀！喀！」又創造了二十億美元。

當北韓最高領導人將原本有價值的錢變得一文不值時，聯準會卻做著完全相反的事：憑空創造貨幣。無論是北韓圓還是美元，都沒有任何內在價值，沒有人能夠拿著這些貨幣去發行它的政府那裡要求換取實體物品，例如黃金、米或食用油（不過，至少在美國，你不會因為提出這種請求而被送進勞改營）。北韓能夠讓金錢化為烏有，而美國則能夠從無到有創造金錢，因為兩國的貨幣本質上都只是一張紙，或者更準確地說，是電腦螢幕上的位元和位元組。

這讓我想到大約同一時間發生的第三件瘋狂的事。在北韓摧毀貨幣、美國創造貨幣的同時，美國監獄內則出現了另一種獨特的貨幣體系：囚犯使用袋裝鯖魚作為交易媒介。

美國監獄的囚犯不可以持有現金，他們通常只能透過監獄福利社的帳戶購買少量物品。在沒有現金流通的情況下，福利社販售的商品本身就可以用作貨幣，例如郵票冊、能量棒等。這種情況在歷史上屢見不鮮。當大家對使用單一計價單位達成非正式共識時，這種商業行為就會變得更容易，例如二戰期間戰俘營裡的香菸。自二〇〇四年美國聯邦監獄實施禁菸以來，「袋裝鯖魚」就逐漸取代香菸，成為美國監獄的黃金標準物品（鯖魚裝在袋子裡而不是放在罐子裡，這樣囚犯就不會削尖容器用來攻擊彼此）。此外，袋裝鯖魚易於攜帶且可儲存。有趣的是，鯖魚在監獄外幾乎沒有吸引力，甚至在折扣零售店裡也乏人問津。但是在監獄裡，鯖魚的銷量超過鮪魚、螃蟹、雞肉和牡蠣，部分原因是，一袋鯖魚在監獄福利社的售價約為一美元，因此囚犯可以輕鬆地以「一袋鯖魚＝一美元」的方式計算。與美元或北韓圓不同的是，鯖魚的確具有內在價值──你隨時可以吃掉它。

事實上，如果北韓或美國經濟的運作是靠鯖魚運行，那麼無論是北韓最高領導人還是聯準會，都無法執行他們的工作。北韓領導人無法在電視上宣布：「從今天起，所有鯖魚都沒有價值。」鯖魚還是鯖魚。如果把鯖魚拿來換取冬季外套會被逮捕，那就把它存放在地下室，當成下一次飢荒來臨時的糧食。你無法宣布某樣有價值的物品變得毫無價值。當然，政府可以試圖沒收所有的鯖魚，但這是一個完全不同且更具挑戰性的任務。

同樣地，美國聯準會也無法憑空創造數百萬袋的鯖魚。在紐約聯邦準備銀行的無窗辦公室裡，沒有任何人可以按幾個鈕就能憑空讓數百萬袋鯖魚出現在花旗銀行裡。「喀！喀！喀！」聯準會不可能辦得到。

貨幣的誕生：社會共識是流通的基礎

金錢是如何變得如此奇特的？首先，也是最重要的一點，金錢並不等同於財富。房子是一種財富，你可以住在裡面，也可以將它出租。一袋米也是一種財富，你可以用來交易、食用、種植，或是儲存以備將來使用。但是與房子不同的是，一袋米是一種相對一致的商品，這使米具備作為交換媒介的潛在價值。即使你不特別喜歡米，你仍然可能接受一袋米作為支付工具，就像那些囚犯就算不喜歡油膩膩的魚，卻仍願意使用袋裝鯖魚進行交易一樣。為什麼呢？因為其他人喜歡米（或鯖魚）。米對我有價值，因為它對其他人也有價值。這正是歷史上在各種文化中被當成交易媒介的商品所具備的一個關鍵特性，例如鹽、黃金、香菸、海豚的牙齒、貝殼串、獸皮等。

我們稍微擴展一下這個例子。假設你的地下室存放了十袋五十磅重的米，但你不想每次進行交易時都搬運這些沉重的米袋，所以你設計了十張精美的票券，每張都帶有你的簽名，承諾持有者可以隨時用這張票券兌換一袋五十磅的米。然後你將一張票券交給你的高爾夫球教練，當作他的推桿指導費用。你解釋說，他或任何持有這張票券的人都可以隨時來你的地下室領取一袋米。你現在已經創造了紙幣，只不過這種紙幣是以商品（一袋米）為擔保。

如果這位高爾夫球教練再用這張米券支付給幫他遛狗的女子，那麼你就不只是創造了紙幣，而是創造了一種流通的貨幣。任何持有米券的人，在覺得需要米時，就會前來兌換。否則，這些米袋可能會長時間存放在你的地下室，而人們則會使用米券來買賣商品。但是這裡有個矛盾之處：只要人們相信他們隨時都能兌換米，大多數的人就不會急於兌換。但是，如果出現任何關於米券是否有價值的懷疑（無論他們的懷疑是否有根據），你可能會面對一群手持米券的人擠在你家門口，要求立即兌換米。這不只是以商品為基礎的貨幣系統具有的潛在不穩定性，也是整個金融體系可能崩潰的原因之一。即使是最複雜的金融體系，也會因為人們對體系的信任程度而決定它的興衰。

其次，現代貨幣的運作完全建立在「信任」之上。讓我們來看看印度盧比的有趣案例。根據印度準備銀行的規定，一張汙損或破裂的盧比紙鈔，只要仍然保留兩組完整的序號，它就仍然是法定貨幣（美國的貨幣政策也是如此）。2換句話說，如果你拿著一張破舊的紙鈔到印度的銀行，銀行理應會為你更換一張嶄新的紙鈔。但是在孟買街頭，你會發現沒有人願意接受破舊的盧比紙鈔，即使上面的序號清楚且沒有破損也一樣。

無論是商店老闆、計程車司機、街頭小販，以及與這些人做生意的其他人，都不願意當那個拿著髒汙的紙鈔跑一趟銀行兌換的倒楣鬼。當然，如果所有人都願意接受這些髒鈔，就沒有人需要去銀行換成新的。我在美國曾收過各種狀況的鈔票，有破損的、皺巴巴的、上面寫滿字的，甚至是喬治．華盛頓（George Washington）的肖像被剪掉的美鈔。如果星巴克員工遞給我的鈔票上有兩組完整的序號，我就會收下，其他人也會這麼做（這就是為什麼我會收下的原因）。

但是在印度不是如此，沒有人願意接受破損的盧比，因為沒有其他人會接受破損的盧比。當我去印度旅行時，我自己也拒絕接受破舊的盧比，因而使這個現象持續下去。

有趣的是，二〇〇〇年代初期在索馬利亞的情況則是完全相反：完全沒有法律效力的貨幣卻依然流通。當時用於小額交易的貨幣是索馬利亞先令（美元通常用於大額交易），但是這種貨幣並非法定貨幣。由於長期內戰，索馬利亞央行已經關閉。當時名義上的「過渡聯邦政府」理應負責貨幣政策，但該機構幾乎無法控制首都摩加迪休以外的地區。從法律的角度來看，當時索馬利亞先令的合法性，基本上和《大富翁遊戲》（Monopoly）的紙幣沒有兩樣。市面上流通的先令紙幣，是已經不存在的政府在二十年前印製的。然而，正如《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雜誌所指出的：「紙幣的流通，通常被視為對發行國政府的信任表現。」但以索馬利亞幾十年的情況來說3，實際上根本沒有政府，但是索馬利亞先令仍然能夠流通，這是為什麼呢？

簡單來說，人們接受索馬利亞先令，是因為其他人接受索馬利亞先令。如果再深入探究，會發現有幾個原因造成這種現象。首先，索馬利亞先令是小額交易的便利工具，就像美國監獄的囚犯已習慣使用「鯖魚」計價，索馬利亞人已經習慣用先令購買茶葉和麵包。大家對於一塊肥皂應該值多少先令，早已形成了普遍共識。其次，索馬利亞擁有穩固的氏族與親屬制度，在沒有政府的情況下，這套制度發揮了強大的社會凝聚力作用，支撐著人們對貨幣的信心。氏族網絡的成員之間存在一種期待，相信網絡中的其他人都會接受先令。正如《經濟學人》的解釋：「紙幣的流通有賴於使用者的默契共識。但在索馬利亞，這種共識甚至更加牢固，任何違背這套制度的人，都將危及自身與氏族的信譽。」

最後，在這種情況下，完全沒在運作的政府反而對紙幣的價值來說是件好事。由於沒有政府印製更多紙鈔，所以索馬利亞先令的供給量維持不變。相較之下，半功能性的政府通常會不計後果地印製鈔票，以維持其政權（以在一九九〇年代推出的白俄羅斯盧布為例，因紙鈔上印有野兔圖案而被稱為「兔子」，也因為鈔票增加的速度快得和兔子繁殖能力一樣）。在索馬利亞內戰期間，先令供應量唯一的增長來源來自偽造者，但即使是高品質的假鈔數量也很有限，因為製造假鈔需要專門的技術、設備和材料。因此，一些企業甚至是索馬利亞的銀行，有時會接受高品質的偽鈔，這就形成了一種令人費解的邏輯，正如當時的一篇新聞報導所描述的：「一種本來就只有虛構價值的東西的仿製品，最後竟然也能值錢。」這就像銀行願意接受《大富翁遊戲》的假鈔一樣──這不只是假鈔，而是偽造的假鈔… 閱讀完整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