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普仿效雷根，同樣將MAGA作為競選口號，一樣減稅、鬆綁法令，但雷根將關稅視為公平貿易的橋梁，川普卻拿來當武器，到底美國會是重現繁榮的1980年，還是回到1930年的蕭條年代？

吳孟道

(AI生成示意圖)

美國對等關稅，正式上路。各國談判結果不一，有高、有低，也有在途中等待川普審判到來。不論最終稅率為何，川普發動的關稅大戰，已對全球經貿帶來巨大衝擊。究竟是自由貿易時代的終結？還是重商主義的復辟？抑或是全球貿易秩序的重整過渡？在川普還剩3年多的任期內，可能都還有激辯與討論，但可以確定的是，面對川普在關稅議題上的強硬作風，惶惶不可終日，恐怕是接下來世界各國的真實寫照。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川普執意實施關稅的背後理由，讓美國再次偉大正是其核心理念。在這樣的中心思想下，追求美國利益優先與公平貿易無形中就成為首要目標，而關稅正是達成這兩大目標的重要工具與手段。

確實，川普自始至終認為，美國長期在全球化下的自由貿易過程吃虧，尤其是面對其他國家的不公平貿易作法，必須透過關稅才能加以平衡這個已被嚴重扭曲的全球貿易格局。而且，藉由關稅也可誘使外國及本國企業加大對美投資，最終達到保護本土產業並創造就業的目的，實現美國利益優先。說穿了，這就是一種重商主義的思維，也是貿易保護主義的變形。

經濟學之父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一書中提及的重商主義，普遍盛行於16到18世紀，本質上是一種以國家利益為核心的經濟思想，強調透過高關稅保護與政府干預可以累積國家財富與實力。川普在第一任期的所作所為，不管是針對當時第一大貿易夥伴中國全面課徵關稅，或是通過《減稅與就業法案》，或是推動「買美國貨、用美國人」政策等，都可清楚看見重商主義的影子。

在其現任任期更是變本加厲，除了將關稅戰場延伸到世界各國外，對內更發起美國史上最大規模的減稅法案《大而美法案》，永久延續2017年《減稅與就業法案》的主要措施，全面升級重商主義思維。

值得注意的是，首度將MAGA作為競選口號的美國總統，並非是川普，而是1980年代家喻戶曉的雷根。雷根執政前後，美國正處越戰失利、東西冷戰高峰，經濟也因第二次石油危機陷入嚴重停滯性通膨。當時民間企業投資信心普遍低落，失業率飆升大舉壓抑消費，連帶也拖累產出。

面對嚴峻經濟環境，雷根為喚起美國民眾及企業信心，特意喊出「讓美國再次偉大」口號。但與川普不同的是，雷根認為要達成這個目標，並不應該依循重商主義的貿易保護作法，而是更應將重心放在對內的政策鬆綁，同時持續對外開放。其主張，在經濟政策上應從供給面著手，透過減稅、放鬆管制、控制貨幣供給等手段，鼓勵民間企業及富人階級投入生產活動，形成涓滴效應、帶動投資與消費，最終促進經濟成長。

雷根對內刺激經濟的作法，相較於川普第一任及現任任期所採取的國內經濟政策，基本上大同小異，核心理念也都是讓美國再次偉大。而在經濟表現上，雷根的供給面經濟學也確實為美國帶來正面循環，第二任任期（1985至1988年）經濟成長率平均高達3.8%，足足較第一任任期（1981至1984年）的3.1%，高出0.7個百分點。

對比之下，川普雖也透過大幅減稅想要刺激經濟成長，但第一任任期（2017至2020年）最後一年因發生新冠疫情，經濟成長率最後平均落到只有1.5%。即使不計新冠疫情發生那一年數字，整體3年（2017至2019年）平均也僅有2.7%，還是比雷根兩任期間的平均數字為低。

這也不禁令人好奇，同樣都是採行對內減稅、放鬆管制的擴張性政策，為何對經濟的帶動效果卻有明顯落差？在回答這個問題之前，恐怕還是得先回頭檢視川普與雷根在施政上的相異之處，特別是在看待全球貿易這件事上，兩人之間顯然有著巨大歧異。川普追求的是公平貿易，遂行目標的工具是關稅，自不待言。

相反地，雷根偏好的是自由貿易，反對將關稅作為貿易武器。即便在其任內，也曾經為了降低貿易逆差、解決不公平貿易行為，對日本半導體及電子產品課徵關稅，並要求日本自主實施汽車出口限額，但他從不諱言，徵收關稅或採取任何形式的貿易壁壘，都是不明智的，也不利美國產業及經濟成長。長遠來看，甚至會損害每位美國工人及消費者利益，違背美國利益優先的初衷。

在1987年一篇談論關稅與自由貿易的著名演講稿中，雷根特別指出，關稅戰表面上看似愛國，實際上恐怕會帶來危險後果。一方面，一旦高關稅成為常態，本土產業就會開始依賴政府保護，減少技術研發與創新，進而導致國內產業發展停滯。另一方面，高關稅必然招致他國報復，並引發激烈貿易戰。而隨著貿易壁壘的高築，衝擊的不只美國與貿易夥伴的經濟，全球經貿也會跟著遭殃。

誠哉斯言。1930年代美國斯姆特—霍利關稅法案通過，將數萬種美國進口商品課徵最高達60%的關稅，立即引來英國、加拿大及歐洲等國的貿易報復，最終導致美國經濟大蕭條、全球貿易總量萎縮三分之二的歷史教訓，殷鑑不遠。現今川普的對等關稅與基於1962年《貿易擴張法》232條款下的產業關稅，已經陸續上路，雖然短期看來，對美國及全球經貿尚未產生嚴重負面影響，但鑑古知今，好戲可能還在後頭，絕對沒有輕忽的本錢。

確實，如果從過往實際數據來看，全球經貿很難自絕於關稅紛擾之外。就以2018年川普對中國發動貿易戰這段歷史為例，根據WTO的《世界貿易統計回顧》，原本全球貿易成長率在2017年及2018年都還高達4.6%及3%，但隨著美中貿易戰爆發，2019年全球貿易成長率急速下滑至僅剩0.2%，瀕臨衰退邊緣。箇中關鍵，無非就是美中互徵關稅，引發全球貿易緊張加劇。

總計川普第一任4年期間，全球貿易成長率平均只有0.6%；若不計2020年新冠疫情這個離群值，平均也只有2.6%。對比雷根兩任8年時期，這個數字高達4.2%，若僅計第二任4年期間，數字更是高達5.5%。兩者差距，顯然說明一切。川普關稅保護主義，不利全球貿易，而雷根自由貿易精神，則是全球貿易成長的重要推手。回頭對照美國這兩段時期的經濟成長率，雷根時期高、川普時期低，似乎也隱約可見關稅、全球貿易與美國經濟之間的高度關聯性。

當然，基於時空背景差異，可能的影響因子與變數也不盡相同，因此單純比較兩個不同人物、不同時期的數字，可能有些偏頗、不夠客觀。不過，這次川普信奉的關稅救美國思維，是否真能跳脫雷根崇尚的自由貿易框架，重塑出一個全新的全球經貿格局，或是重演1930年代的美國經濟大蕭條劇本，恐怕都還有待時間證明。

在這之前，或許各國更應該留意的，不是經濟衰退何時到來，而是短期關稅造成的產品價格上揚壓力，究竟該由誰吸收或轉嫁給誰的問題。畢竟，對美國來說，如果這個壓力由進口商承擔，最終總是得反映到終端商品價格上，到時難保不會帶動新一波通膨。8月初，高盛一篇研究就指出，川普關稅措施對消費者價格影響才剛開始，2025年底美國核心個人消費支出物價指數（PCE）可能從現在6月2.8%攀升至3.2%，其中美國消費者承擔關稅成本比重，預估到時將從6月底的22%大增至67%，增幅高達45%。

另一方面，對以出口導向為主的亞洲國家來說，關稅成本若是大多數由出口商吸收，一些毛利相對較低或出口相對集中美國的產業，勢必會被大舉削弱競爭力，甚至衝擊廠商營運。特別是對從事外銷的中小企業而言，即便是關稅只有15%，若不能轉嫁，也可能侵蝕掉絕大部分獲利，進而危及生存。更不用說，在各國不同關稅稅率下，還得面臨其他國家廠商較低稅率的競爭優勢。這恐怕都是以外銷帶動經濟成長的國家無法迴避的重要課題。

最後，必須強調的是，儘管川普相信關稅可以讓美國再次偉大，但經濟理論清楚告訴我們，貿易戰沒有真正贏家。短期間，美國看似可以從關稅獲得大量收入，但長期若損及美國消費實力，甚至造成全球經貿動盪，到時恐得不償失。或許，到頭來，川普真正得到的，只是一場鏡花水月。（作者為台灣經濟研究院研究六所所長） 閱讀完整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