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教總公布問卷結果，直指校事會議導致教師教學壓力飆升、續任意願大幅下滑，改革聲浪持續升高。
校事會議新制濫訴頻傳 如何撥亂反正？
原本用於處理不適任教師的「校事會議」，卻因濫訴成為壓垮教師的最後稻草，代理教師處境更為弱勢。專家呼籲，政府應建立第三方專責單位來執行，避免學校自行「辦案」，才能重建公正性。 撰文‧陳子萱 今年六月，台中市一名高中老師在校內遭兩名同學持木棍襲擊，造成頭背部挫傷，起因只是學生不滿老師提醒上課講話音量過大。幾個月前，台中另間國小還爆出學童惡意在老師水瓶滴入防蚊精油，害教師不適送醫。 這樣的師生衝突，在教育現場不是罕例。 「二十七歲的我，熱情也在短短時間內，被學生消磨殆盡。」服務於北部國小的代理教師孫容維（化名），抱著理想踏入學校才兩年，已經看盡小學生辱罵老師、做出人身攻擊等失控場面。他只面露無奈地說，「我們不可能跟學生作對。」 少子化趨勢下，家長以孩子為重，教師行為愈來愈被放大檢視；學生普遍沉浸在社群媒體，也容易模仿偏差行為和挑釁言行。種種因素，讓教師在第一線面臨複雜挑戰，教學壓力迅速飆升。 校事會議啟動門檻低 教師陷入高壓監控 客觀條件逐漸惡化，近年卻又因為一項教育制度變革，更加劇親師間的矛盾，讓第一線教師為求自保，寧可消極不管事，甚至失望地逃離教育界。 這項制度就是「校事會議」，早在二○一○年，教育部就在《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解聘不續聘停聘或資遣辦法》（以下稱《教師解聘辦法》），納入校事會議機制，只是當時功能偏向諮詢性質，例如對於「教學不力」的教師，可以做出輔導決議，但不能直接介入懲處；針對校園性平、體罰等案件，也分別由教師評議委員會、性平會等機制分散處理。 但在二○年，為了統一審理各類型教師爭議案件，教育部頒布「校事會議」新制，擴大懲戒權力。現在只要涉及《教師法》所述的性平、體罰、教學不力等事件，經過檢舉，學校就能召開校事會議展開調查及移送懲處，最重可以將老師送至教評會、啟動解聘流程。 依照執行流程，當校方接獲檢舉並受理「不適任教師」案件，會由校長、家長會代表、行政人員代表、教師會代表、公正專家組成校事會議審理，並從教育部人才庫聘請外部委員進行調查，最後由校事會議依調查結果，決定將教師送考核會懲處或教評會解聘。 這套機制立意良善，卻因設計不佳導致濫訴，讓教師的一言一行動輒得咎。 首先，過低的啟動門檻，加上匿名投訴機制，對教師形成一股無形的監控壓力。 儘管法規有明定校事會議受理的事件樣態，主要分為性平事件、違反兒少權益、體罰霸凌、有罪判決確定、教學不力等類別。但《教師法》當中的「教學不力或不能勝任工作有具體事實」，沒有明確定義，經常被濫用羅織教師罪名。 校方握裁量權、濫訴頻傳 外聘調查形同過場 高中專任教師林朋樂（化名）就曾被其他班導師惡鬥，以「教學不力」為由告上校事會議。事件起因之一，是他不願提供教學簡報給未任教班級學生，該生導師竟以此作為檢舉林朋樂教學不力的事證；校方接獲檢舉後，當事學生還在通訊群組以三字經辱罵林朋樂。 眼看無法與該班師生溝通，校方也不願介入協調，林朋樂感到灰心，自行向年法庭提告「公然侮辱」，目的是僅盼學生道歉、有所警惕，最後少年法庭也裁定「不付審理、應予告誡」。 沒料到，校方見狀借題發揮，以教學不力為由，以及老師提告「導致學生身心受挫」等綜合考量，將林朋樂停聘一年。「現在只要跟學生起衝突，老師就輸了。」經歷無妄之災的他，語氣滿是無奈。 校事會議成案、懲處的標準不盡公允，主要原因是由「學校自行調查」，校方手握裁量權，卻未落實利益迴避，讓教師無力以對。 儘管教育部在二四年四月修正《教師解聘辦法》，要求校事會議三到五人調查小組，改為全數外聘，須從教育部的調查人才庫選任委員，以求公正客觀。 但林朋樂直言，即使有人才庫，校方還是可以選擇友好的委員，當學校有既定立場，外聘調查形同過場。他認為，如果要落實公正，應從人才庫抽籤決定委員，且至少要有地區性迴避。 校事會議濫訴頻繁、學校球員兼裁判，也曾經讓代理教師孫容維淪為制度下的祭品。 去年在一間國小任教的孫容維，某天蹲在黑板前寫字時，遭小四學生故意在背後戳肛門。感到驚嚇受辱的他，反射性揮手，不小心讓該生撞到桌子。 隔天，家長直奔學校控訴他「暴力對待」，學校火速以「教學管教行為失當」為由召開校事會議。 儘管調查認定是學生故意在先，但學童未受任何懲處，也沒一句道歉，孫容維卻遭校事會議決議記一支申誡；家長更透過民代、教育部、兒少團體施壓，要求處以解聘，最後校方不堪壓力，要求孫容維自請離職。 「我當時氣到直接哭出來，為什麼要背莫須有的罪名？但我完全無力反駁，只能默默吞下來，學校也只想息事寧人。」談起這段過往，孫容維難掩憤慨，轉行念頭更在他腦中揮之不去。 教學現場，因為權力不對等，讓教師身心俱疲的案例，絕不是少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