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上大學成本比美日韓低 九成校長心聲曝光

大學學雜費調漲，一向被政府視為洪水猛獸，甚至凍漲成為既定政策；近年通膨高漲及少子化下，大學既要追求教學卓越、又要學雜費低廉，不少校長都在問，錢從哪來？

撰文‧林良昇

三月十七日，位於嘉義民雄的中正大學接獲半導體設備商辛耘捐贈的一千萬元，挹注矽光子人才培育與產學合作，讓這所偏遠、創校超過三十六年，教育資源較缺乏的公立大學如獲甘霖。

「我們不在都會區，募款很辛苦……。」中正大學長年入不敷出的窘境，甚至被立法院預算中心點名有「收支短絀」，二○二四年接任校長的蔡少正總擔心經費不足，「我們要想盡各種辦法，讓學校能運作下去。」

凍漲 讓學校經營陷困、傷競爭力

如同蔡少正面臨經營壓力的公立大學校長不是孤例，台灣高教資源枯竭，不僅讓學校經營陷困，更成為學校追求創新卓越、維持競爭力的絆腳石。

台灣的大學學雜費長期處於低檔、甚至被認為廉價，也早已是多數大學校長的共識，認為是大學財務體質無法提升的病灶之一。

與其他先進國家相比，國內大學學雜費到底位居在哪個水平？

根據教育部二五年最新一份教育統計指標數據顯示，與台灣國情較接近且在學術領域處於領先地位的美國、日本、韓國相比，就可以發現，台灣的大學學雜費相對便宜。

這份資料顯示，以美元計算，台灣公立大學一年學雜費為一八二九美元、私大為三四二四美元，若加上考量人均收入，學雜費則占人均GDP比率分別為五．四％、一○．一％。

日本公立為五八二一美元、私大為九七一八美元，占人均GDP比率十七．二％、二八．七％；與美國相比差距更大，台灣公立學雜費不到美國的五分之一、私大為十分之一；韓國雖與台灣相近，但不同學校、領域學雜費差距不小，有高度彈性，整體而言仍高於台灣。

美國南加州大學電機工程系博士、在清大電機系開授AI領域課程的教授李祈均就深刻感受到台、美的學雜費差異，「台灣跟美國像是天秤的兩端」，「台灣盡量讓學生負擔非常小，但反過來就會讓學校非常辛苦。」

近年物價都因通膨因素而調漲，但國內大學學雜費不但收得比國際低，而政府長年推動大學學雜費凍漲政策，讓有心提升大學經營品質的校長們必須想方設法從其他項目努力自籌，增加收入。

依據《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管理及監督辦法》規定，公立大學的自籌收入分為學雜費、推廣教育、產學合作、政府科研補助或委辦、場地設備、受贈、投資、其他等八項目；各項目的重要性不同，以台灣大學為例，依據二六年度預算書，台大一年業務收入約兩百億元，其中超過四成一是來自與企業的建教合作、四成三是來自政府教學研究和其他補助，學雜費占比為十一．七％。


▲企業捐款，是國內大學重要的自籌收入之一，半導體設備商辛耘三月捐贈中正大學一千萬元進行產學合作。左為辛耘企業執行長李宏益、右為中正大學校長蔡少正。中正大學提供


換句話說，全國高教龍頭，「國立」的學校經費僅約四成來自國家，有六成都要靠學校自籌，學雜費收入僅約大學經費的一成。

學雜費在大學收入的占比，在少子化的加成下，有更倚賴其他自籌收入的跡象。根據教育部的「大專校院校務資訊公開平台」顯示，身為頂尖學校的成功大學、清華大學、陽明交通大學的學雜費占總收入比率，皆從二○年本就偏低的十一％逐年下探。政治大學、台灣師範大學、中央大學、中山大學、中興大學、中正大學等指標大學，也同樣出現學雜費占比降低的趨勢。

羊毛出在羊身上，若學雜費占比逐年下降，大學要維持、甚至增加教學量能，勢必得從政府補助、募款自籌等方向著手。

然而，台灣政府高教經費占國內GDP比率，二二年達到一．六％，已超過OECD國家平均的一．四％，也高於日本的一．四％、韓國的一．五％，卻因為台灣廣設大學，導致僧多粥少，經費遭稀釋，對緩解大學的財政壓力，能發揮的效果有限。至於募款自籌，仰賴校友捐款、建教合作等計畫推動，更是不確定性極高的經費來源。

「學雜費要合理的話，應該要調漲」，陽明交通大學教務長陳永昇點出，近幾年物價飛漲，大學學雜費近乎是凍漲，「幾乎已經到了不合理的地步。」

高等教育要能蓬勃發展，大學自主就是關鍵，然而，在理應有一定自主程度的學雜費面向，政府卻實施嚴格控管。

目前，各大專院校學雜費怎麼收，必須根據教育部每年在《專科以上學校學雜費收取辦法》公告的基本調幅而定。教育部的標準則根據行政院主計總處每年公布的消費者物價指數（CPI）年增率、平均每戶可支配所得年增率、受僱員工薪資年增率等相關指標而來。而且，學雜費漲幅最高不得逾二．五％，個別大學若要調整，還需由教育部核定。這個二．五％的天花板，是收取辦法○八年施行起就存在，已近二十年未動過。



近10年25件調漲申請案僅7件通過

檢視自一○六學年度至一一四學年度，教育部公告的學雜費基本調幅為○．四四％至二．一七％區間，而一一三及一一四學年度調幅僅為○．六一％及○．七％，但這兩年台灣CPI年增率皆突破一．六％。

若再以學雜費較高的理工學院估算，一一三學年度台大工學院一年學費六萬元、輔大工學院約十一萬元，○．七％的漲幅等同一年僅能從每位學生身上多收四二○元、七七○元。

這樣的調幅機制，對大學端無疑是杯水車薪，導致幾無大學願意申請。據教育部統計，近十年有二十五件申請案，僅七件通過，不到三成，近兩學年度更是連一件申請案都沒有。

「只要漲價，大家就會反彈，這就是人性」，對於全國私立大學校院協進會理事長、輔仁大學校長藍易振而言，物價上漲影響全面，對學校營運成本造成衝擊，但學雜費調漲機制繁雜且調幅少，大學要投入額外人力成本與學生溝通，教育部還可能不同意，大學當然不願意申請。

中正大學是近年來少數成功獲教育部同意調漲學雜費的公立大學，一一二學年度，經與學生溝通說明，最後成功向教育部申請調漲學雜費○．五三％。

即使如此，這次調漲增加三八五萬元經費，對每年預算規模三十億元的中正大學而言，僅占千分之一，「對學校運作來講是微不足道的。」蔡少正直言。

由前任校長爭取調漲成功的學雜費，也完全用於學生身上，蔡少正細數：包含弱勢學生補助、學生住宿補助、碩博士班獎學金、充實電子期刊資源等，每一分錢都花在刀口上，他嘆道：「辦校的壓力實在太大。」

就算將目光放在全國資源相對充沛的北台灣，身為高教龍頭的台灣大學長期未調整學雜費，經費相對有餘裕；但談到如何改善整個高教財務困境，校長陳文章也認為，學雜費未來有檢討空間。

「國內有些私立幼稚園、小學的學雜費，都比大學來得高了！」陳文章不諱言，大學的教學研究與幼教相比，成本更高，學雜費長期偏低確實欠缺合理性。

不難看出，從公立到私立、從都市到鄉村，大學校長們普遍認為，台灣的學雜費長期不合理，並不利學校正常營運，也影響大學教學品質。

根據《今周刊》對全台大專校院校長進行的獨家調查，高達九成六的校長贊成應進一步調整學雜費政策，其中更有超過半數的學校強調，學雜費應有合理調漲的機制，同時必須具備顧及弱勢學生的配套措施。

面對大學校長叫苦連天，教育部向《今周刊》解釋，台灣的國民租稅負擔率僅約十四．七％，遠低於歐美國家。在國家財政資源有限的情況下，為了兼顧學生與家庭的經濟負擔，現行學雜費才必須維持在較低且穩定的水準。


▲大學學雜費長期不合理凍漲，不僅影響大學追求卓越，也關乎學生的教學品質。圖為清大教授李祈均（中）與學生們在研究室進行討論。攝影·劉咸昌
政府補貼、強化募款非長久之計

為降低學校的營運壓力，教育部近年改以《韌性特別條例》推動「補助大專校院精進校務經營計畫」，直接以特別預算補貼學校辦學所需，並規範獲補助學校於一一四至一一六學年間不得調漲學雜費。

然而，改用短期預算支應的方針，陳文章認為無法解決大學長期財務壓力。他點出，學雜費是學校重要經費來源，若無法合理調整，「教育部應無法永遠補貼，補助額度也趕不上支出成長幅度。」

強化募款也非長久之計，藍易振指出，學校每年都要編列預算，可以從學費和既有補助去估算，而募款充滿不確定性，難以推估，學雜費的調整若能更彈性，才有助於學校制定年度計畫。

另一方面，長期凍漲的政府政策，會讓追求領先卓越的高教成本被忽視，朝著重CP值（性價比）靠攏，傷害台灣高教的國際競爭力。

「國際上跟台大排名差不多的大學，學費是它的十倍。」蔡少正直言，若要給學生好的教育環境，就不能一味追求「便宜又大碗」。

李祈均則從學生角度點出學雜費低的負面效應。他點出，學生是到學校求學取得服務，應是校園主體，但若大學經費大多來自政府或企業而非學雜費，學校營運較難完全以學生直接需求為優先，長期可能使國內外大學在辦學風格上有所差異。

長期關注高教發展的台大電機系特聘教授張耀文指出，學雜費調整是改善高教財務可行方案的一部分，配套是以弱勢學生的保障為前提，例如推動分級、差異化收費，並同步擴大助學金、學費減免及無息助學貸款等，才不會成為阻礙弱勢學生接受高教的門檻。

「私校並沒有要求一定每年要調漲，」藍易振語重心長地說，只希望有機制能對學雜費做合理評估，「只要相關資訊透明並合理，相信學生與社會都能理性看待大環境的必然。」

… 本文摘錄自 今周刊 2026/4月 第153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