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沒想過，七年後的我，又站在阿姆斯特丹這座橋上。

一面看著橋下緩緩流過的水，一面看著七年前的自己。

二〇一一年的我帶著爺爺去世的傷痛，宛如行屍走肉般行走於阿姆斯特丹的街頭。迎面而來的人們臉上總帶著愉悅，但我的心卻空空的。走著走著，我來到這座橋，被突如其來的悲傷淹沒，毫無防禦能力。

從那時候開始，我花了好多年時間思索生與死的議題。

七年後，二〇一八年，我又為了生死議題來到同一個地方，但目的不同。

七年前是為了忘卻死亡的陰影，七年後則是為了直視死亡。

站在橋上，我再次想起爺爺。

我感謝他，感謝他的去世所帶給我的學習、體悟與成長，感謝他幫助我建立了信念，也由於這信念，它帶著我重回舊地，去記錄他人的故事。

這一路上，他未曾遠離。

站在橋上，看著七年前的自己，我多麼希望時空能重疊。

我想對七年前的自己說：

妳得到了一份意義十分深遠的禮物，不要逃避它。

打開它，好好地檢視它，欣然地接受它，並且感謝它。

它真的太棒了。

一份特別的工作邀約

二〇一七年十月，騰訊新聞的朋友問我有沒有興趣做個原定名稱叫《Tough Job》的節目（後來定名為《明天之前》），去體驗這世界最困難的工作。比方說捕鯨船的船員、西班牙鬥牛士，或是後來採訪成行的執行安樂死的死亡醫生、美國民兵……等等。

接到這個邀約，我心裡是很樂意、也很高興的。一是我認為這是個難得的機會，二是沒想到先前我為了興趣而做的準備：學英文（我的上一本著作《50堂最療癒人心的說話練習》中敘述了原由），正好能派上用場。

簡單地說，由於主持東方衛視與Discovery頻道合作的《越野千里》節目，深覺我的口語英文實在不夠用，於是從二〇一七年一月開始，我找了一位英文家教上英文課。剛開始上課時，我心中毫無負擔地跟英文家教用英文聊天，沒想到半年之後，有個需要全程用英文與受訪者與國外工作團隊溝通的工作找上我。

騰訊新聞的朋友說：節目預計從二〇一八年春季開拍。我心想：還有大半年可以做準備嘛，儘管知道這工作並不容易，但我樂觀地認為「一定沒問題！」便欣然接下這項工作邀約……沒想到隨著開拍的日子一天天逼近，我給自己的壓力也一天比一天沉重，甚至焦慮到快要爆炸！

還記得，當合作拍板定案後，製作單位要我先選一、兩個主題做開拍前的準備。

我的首選是安樂死，這是由於爺爺過世之後，我花了很長時間在思考關於生死的問題。

當我去正視安樂死這主題時，是否能印證我這些時間的思考與學習有所成長？我到底走到何種境界與階段了？心中抱著期待與想望，知道機不可失，因此我毫不猶豫便先選了「死亡醫生」這個主題。

那麼第二個主題呢？除了前面提到的死亡醫生、美國民兵，或是捕鯨船與鬥牛士，其實當時還有一個選項叫做：墮胎船。由於我對性平議題很有興趣，加上我的英文家教剛好也很關注這類議題，於是我選了墮胎船為第二個主題，不過，後來這主題由於某些敏感因素而被排除掉了。

開拍前的準備有哪些？除了閱讀大量從網路上搜集來的新聞、個人背景等資料，受訪者所有的影片、書籍、身邊的相關人物，甚至是所有相同主題的影片，不管有沒有中文或英文字幕……一個都不能落下。我得做足功課，才能與製作單位討論採訪對象與主題的取捨。

聽見我的哭聲

《明天之前》這系列紀錄片的緣起，在於騰訊新聞想要做出具有國際觀的節目，他們想試著與國外的製作單位合作，看看在共事的撞擊下能產生何種火花，因此找上了曾經得過奧斯卡獎最佳紀錄片的英國團隊ＧＭ，在確認雙方的合作共識後，再來徵詢我的主持意願。

騰訊這個對於做出好節目戰戰兢兢且頗具視野的製作團隊，早在二〇一三年這團隊還在中央電視台時，我就與他們合作過一個叫《客從何處來》的尋根節目。

當時接到《客從何處來》的邀約我其實裹足不前。所謂尋根就是尋我父系與母系家族的根，這在我家族是件大事，得要與家人商量才行，並非我一人就能作主，我猶豫了好一段時間。

直到我意識到，節目其實是要用我個人的家庭史，去看整個宏觀的大歷史。

大歷史中有些無法言說的部分，若用個人家族的角度來談，或許能將歷史的全貌用一片片切面拼貼起來。

而在宏觀歷史的同時，也能回過頭來看我們當下的處境。有史為鑑，我們該如何面對現下的人生？又或者是，我們的社會是否能跟上世界的腳步，世界已經走到哪裡？世界到底在想什麼？如果有些議題能被討論，那麼所謂價值觀是否都並非牢不可破？

為了這些心中的重重疑問，我與這個製作團隊一同走上尋根之路。

「根」不能亂尋，製作團隊花了很多時間在我的父系與母系家族中找尋對象以及調查。歷史要回溯到多久之前？哪些親族仍健在？

我父系這條線，製作單位花了很多時間搜尋資料，可是最後找不下去只好停擺。而我母系這條線，外公是民國三十八年隨著國民政府來台、那段百萬人大遷徙的成員之一，家鄉在江蘇的他，有些故事能探尋，因此節目便以母系這條線為主。

外公祖上曾在清朝出過秀才，他繼承祖先的福蔭，成了家中以及村子裡少數能讀書、會識字的人，也因此十多歲時他在南京中央印製廠謀得一職，並且被廠長賞識而將他帶在身邊，國民政府撤退時，廠長便帶著外公一起逃難來台灣。

由於這段歷史，一開始節目安排我先去南京。得知原來當時外公有指腹為婚的對象（他們叫「娃娃親」），並且安排我們見面。不禁想，若外公未撤退來台灣，或許寶媽就不會出生，也就沒有我的存在了。

接著又去到了國民政府撤退的下關車站。外公是從下關車站坐火車去廣州，再從廣州輾轉來台灣。節目找了一位歷史學家在車站廢棄的月台上，講解外公逃難的路線，再拿當時月台的照片給我看。

當歷史學家講解到一半時，我心裡突然湧起一股強烈的情緒，我彷彿能感受到當時那些逃難者的心情，又彷彿聽到了當時月台的聲音，那種人聲雜沓、兵荒馬亂，好像聽到了逃難者心中沒有說出口的再見，以及永遠無法釋懷的遺憾。

我知道，有些再見，是再也不見。

由於節目正在錄影，在那當下我忍住即將潰決的情緒，一待學者說完，我便獨自往月台的最遠處走去。

我一邊走、一邊讓眼淚傾洩而出，盡情釋放情緒。沒料到的是，麥克風還別在我身上，導演聽到了我的哭泣聲，並且不斷捕捉我漸行漸遠的背影。

這段長達十多分鐘的真情流露，後來被收錄到節目中。

最後則去到外公的故鄉，江蘇北方的淮安。

節目安排我去拜訪外公的老家，見到了外公的弟妹，我喚她叫四外婆。儘管她的兒子在老家旁蓋了間大房子，其他子孫在當地也都是有影響力的人物，但四外婆依然守著那窄小的老房子，屋內只有一個電鍋、一只熱水瓶與老舊的收音機。

四外婆的鄉音我一個字也聽不懂，全程要由她兒子重述。她談到由於外公來台灣，他的特殊身分，讓整個家族遇上了危機，獨自保護一家老小的她在文革時日子過得十分辛苦，她當時靠著乞討養活我的外曾祖父、外曾祖母等一家老小，再加上還得獨自應付上門來找麻煩、不懷好意的盜賊與批鬥人士。

看著佝僂的四外婆雲淡風輕說著這些往事，我的眼前卻出現她當時沿街乞討的畫面，一個弱小的年輕女子，她瘦小的肩膀背負起一大家子的生計……我的眼淚再度止不住地往下掉，心中湧起對於她的愧疚。我顫抖著說：「對不起……」

四外婆拍拍我，說道：「妳不必在意，回去也不要跟家人說這些事。只要你們都過得好好的，就好了。」

當時我只能以大哭來回報四外婆的恩情。

我那曾經是秀才的祖先，讓家族成為地方的仕紳，受人敬重，但沒想到這留給子孫的庇蔭，會在戰亂時代讓家族成為盜匪覬覦的對象；但也因為仕紳背景，外公成為村子裡少數有教育基礎的年輕人，讓他逃難在外時，能比一般人更容易得到工作機會與賞識，於是他得到輾轉來台的機會。

外公來到台灣，帶給後代的我們新的開始與祝福，至於對遺留在家鄉的家人來說，這反而讓他們成為被批鬥的目標。

曾經的榮華，可能會帶來未知的危機；當下的苦難，卻又可能成為下一代的祝福。

《客從何處來》這個節目，透過一個個小家族的切面來看大時代的歷史，真正印證了禍福相倚與命運的弔詭——福蔭可能成為詛咒，危難也可能是機會。

由於這一趟尋根之旅，讓製作團隊見到了我的同理與共感能力，他們認為我跟其他主持人比起來「很特別」。

接下來，我與這個團隊又接連合作了《聽我說》（二〇一六——二〇一七年）與《回家的禮物》（二〇一七——二〇一九年），透過這兩個節目他們看到我的另一個可能性：面對陌生人的訪談能力。

而這多年累積下來的合作默契，讓他們在企劃《明天之前》這跨國大製作時，自然而然將我納入主持人選，並再次向我提出邀約，最後還說：「紀錄片共四集節目，妳就全包了吧。」

對於這項難得的挑戰，我躍躍欲試… 閱讀完整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