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分工合作產業鏈體系瓦解 帶來產業轉型升級的機會

歷經疫情與貿易戰衝突，多年來在國際產業分工合作形態下，所建立的全球化供應鏈體制，隨著中美貿易衝突、地緣政治紛擾，最終在保護主義崛起的關稅制度下，走向瓦解一途。

文﹒李振麟

疫情傳染病蔓延，帶給全球公共衛生環境危機，因此各國經濟體不得不採以「區域隔離」或「邊境封鎖」方式來應對。如此一來，也埋下長年依賴全球分工合作的產業鏈，出現許多難以彌補的斷層現象，直到美國川普總統的關稅制度，最終破壞並瓦解多年以來所辛苦建立的全球分工合作產業鏈體系。

新興經濟體也同步遭受到資本市場衰退，帶來許多無法預期的經貿挑戰，如韓國、泰國與馬來西亞等國家產業，因為疫情封港與經濟危機影響下，產業投資遞減與關廠外移現象比比皆是，貧富差距在這兩年也不斷地失序擴大，最終中產階級逐漸萎縮，經濟也陷於低迷不振。中美貿易戰下，反全球化熱潮波濤洶湧，保護主義聲勢高漲，關廠潮隨之而起，對於全球產業鏈的衝擊影響，更是令人難以評估，長期以來所依賴的分工合作，也逐漸出現逆襲瓦解之路，無論是生產效率與經濟效益都面臨極大傷害，為全球化體系帶來嚴峻影響。

「創新技術」與「營運資本」
重塑主導地位

在中美經貿衝突惡化下，「逆全球化」運作，逐漸成為一個新的潮流趨勢。今日高科技或傳統產業，在遭受無情破壞後，業者們不僅失去長期以來的分工合作夥伴，無論是上游的材料資源與下游的消費者族群，都出現難以挽回的結構性破壞，即使不斷地尋找其他供應商，原來的生產成本也都很難再維持現狀。

當商品的成本結構改變後，市場銷售價格也面臨新挑戰，因此需要更長時間來進行調整修正，此時企業自身的營運資金多寡，成為壓倒經營的最後一塊石頭。近幾年來，各國製造業開始思索將部分海外生產線轉回本土，逐漸帶動「再工業化」時代來臨，然而美國川普政權的關稅政策，點燃了這樣思緒。一個擁有廣大內需消費市場與製造業規模的國家，在關稅政策推動下，帶動保守主義崛起，全球各地皆面臨高關稅侵襲而無一倖免，因此去全球化的工業鏈型態逐漸興起。

去全球化的工業型態，不僅誘發創新研發的相關技術受到重視，也為本土製造業帶來新的實體經營與勞工就業機會，在這樣的產業模式下，「創新研發技術」、「降低營運成本」與「經營風險掌控」成為重新塑造事業體營運的基本要素，以本土製造業為起點，進而在全球詭譎多變的經貿環境中，找回最有利的永續發展條件，重新拾回全球產業的主導地位。

要達到「再工業化」條件，除了「營運資本」外，本土「創新技術」的研發能量，將是影響製造業回春的關鍵力量，此時此刻，產、官、學三方面的合作極為重要。如今「AI人工智慧」、「生產自動化」與「大數據運算」，將可望取代傳統經營思維，進而開發與提升自家品牌進入國際市場。在注入創新研發的人工智慧功能下，可將傳統商品轉換成為多功能應用品牌升級，以及自動化生產設備輔助下，減少生產線的勞力與運輸成本支出，在政府部門的獎勵補助扶持下，逐漸勾起製造業回流的意願。

在「逆全球化工業」趨勢發展下，未來的產業鏈將越來越區域性與本土性，透過資本與創新研發技術來提升產品功能，進而將網路系統連結起來，以進行全球性行銷，如中國大陸為避免美國的關稅制裁，將生產線移轉至東南亞國家，再透過資本與網路運作來進行對外商品行銷。

「逆全球化」風潮興起
跨國企業逐漸式微

越來越多的貿易保護政策來保護本國商業利益，跨國企業在此趨勢下的海外經營風險也增加中，近年來，受到中美貿易戰、區域性政策衝突以及全球供應鏈重組影響下，許多台灣製造業者，採以「近岸外包」（Nearshoring）策略，將生產線外移至墨西哥，期盼取得相對低廉的人力勞工與土地成本，同時也藉由美墨加協定（USMCA）條款中的關稅優惠，將產品直接從墨西哥輸往美國市場。然而，在美國川普政權開始對墨西哥產業提高關稅，尤其是「汽車零組件」與「鋼鋁產品」等敏感性產業時，也造成所有已轉移至墨西哥的台灣廠商措手不及，不僅造成營運成本增加，市場競爭力也因此受到影響。

尤其是美國的商品進口關稅上調後，原本所預期的低廉成本以及貿易便捷優勢都瞬間被打破，除了墨西哥當地的法規治安與人力成本問題浮現，原本所預估的利潤也因此遞減，還可能面臨消費者轉單風險，台灣企業在墨西哥產業上的環境應變充滿著荊棘又難掌握。如此情況也反映出唯有「逆全球化」政策，將可避免地緣政治風險、經貿政策變動，如今國際市場環境，充滿著許多挑戰性與不可預知性。

全球經貿環境受到政策干擾
越來越複雜難解

近年來，台灣製造業為因應中美貿易戰、勞工工資上漲，以及兩岸局勢不穩定等因素，紛紛啟動「中國＋1」的去中化全球布局戰略，將生產線轉移回台灣本地或東南亞國家，其中又以越南最受青睞，被視為接替中國大陸製造業的「新世界工廠窗口」，主要因素在於分散中美貿易衝突下所帶來的風險，以利維持對美出口競爭力。如今，這樣的布局，卻也遭遇兩大關鍵性挑戰：第一、來自於美國的高關稅政策。第二、中國大陸工廠對於市場的廉價傾銷。

首先，美國對於越南製品的懲罰性關稅日益嚴峻，因為部分中國大陸企業移轉生產基地在越南，並藉由越南當地進行加工或轉口包裝出口，以規避美國對中國大陸的關稅政策，引發美方政府關切，並歸納「越南」成為對美洗產地的主要國家，因此美方對於越南出口的家具、鋼鐵以及電子元件等多項產品，皆進行加徵反傾銷稅與反補貼稅，這項政策的外溢效應，直接衝擊到台資企業在越南的生產營運及市場競爭力。

另一方面，就是來自於中國大陸商品的低價傾銷，中國大陸在面對「內需市場疲軟」以及「產能過剩」等雙重經濟衰退衝擊，因此政府部門採以人民幣貶值的政策導向來刺激出口貿易，使得大量的工業產品，都運用低廉價格來進行傾銷至國際市場，也因此壓縮台資企業的國際利潤空間。

這種低廉價格競爭方式，造成台灣出口貿易遭遇前所未有的經營壓力，不僅接單條件受到影響，也加劇市場整併風險，即使是以提高生產效率來應對，也難與來自中國大陸的低價品牌相抗衡，使得企業在東南亞地區的事業體環境越來越嚴峻困難。雖然今日在東南亞設廠佈局，是順應全球供應鏈重組趨勢，但是在遭受美國帶有懲罰性的高關稅衝擊，以及中國大陸的低價商品傾銷雙夾殺下，台灣製造業的外移生產效應，也因此大打折扣。

成本與風險條件平衡
成為企業經營要素

自從「美國關稅」帶動的保守主義勢力抬頭，各國間的衝突加劇，跨國企業面臨更大的經營風險，為確保一個安全穩定的事業體運作，關鍵性技術與核心產品遷回國內成為思考方向，也就是以往的供應鏈將不再依賴單一市場，然而遷廠也要在「生產成本」和「消費市場」間找到一個平衡點，供應鏈移轉並不是短短幾年內就可辦到，整體過程充滿著挑戰且耗時。

面對美國對台灣商品徵收高關稅，出口產業造成明顯衝擊。若企業後續再將成本轉嫁給消費者，恐怕也將失去整體市場的競爭力，到底要如何在高關稅環境下，確保一個有效的市場經營成本，成為今日每家企業集團永續生存的關鍵條件。

美國高關稅衝擊下
製造業降低經營成本的策略運用

一、企業透過生產移轉至關稅優惠區，以達到降低成本目的，如至墨西哥與越南設廠，再藉由美墨加協定（USMCA）或東協自由貿易協定（AFTA）來降低對美出口關稅。長期以來，美國就是台灣製造業的主要出口消費大國，然而過度的市場集中，也同樣增加貿易風險下的巨大損失，企業可適度調整並分化市場布局，如積極開發歐洲、亞洲、東南亞、中東與非洲等新興消費市場，降低對單一市場依賴風險，並藉由自由貿易協定（FTA）或經濟夥伴協定，來爭取最有利的關稅貿易合作關係。

二、將生產線自動化，推動AI智慧生產管理系統，大量運用「機械手臂」、「視覺檢測」以及「自動化倉儲」策略，來降低人力成本以及產品不良率損失，雖然初期投資較高，但是中長期運作下，將可有效抵消高關稅所帶來的利潤損失。

高關稅影響下，將拉抬高端產品價格，對於低價值商品造成重大影響，此時唯有透過產、官、學三方合作，輔導與加速台灣產業進入高階研發層級與市場品牌建立，藉由AI智能技術來提升「產品間的差異性」與「品牌溢價」，增加商品優勢的附加價值，以減少市場價格競爭壓力。當產品具有多功能智慧運用的不可替代獨特性，即使關稅提升下，市場消費需求仍能有力維持。尤其是在ESG（環境、社會、公司治理）與碳排放規範下，可藉由「碳足跡管理」、「循環經濟」以及「減碳技術」等，提升企業的永續品牌形象，抵消高關稅所帶來的影響傷害。

三、能源費用包含「電力」、「石油」與「天然氣」等能源費用，本就是製造業重要支出項目之一，可藉由「高效節能馬達」、「變頻控制系統」、「餘電儲能設備」及「智慧電力監控」，以減少不必要的耗能與降低電費支出，為企業帶來有利的競爭條件。

四、高關稅時代來臨，更需要精準掌握原物料成本，企業可透過「長期採購合約」方式來鎖定價格，或利用國際原物料處於低檔行情時，來進行分批購入，以避免高成本的波動風險。五、在不影響商品品質前提下，採取更具經濟效益的「替代材料」或「模組化」設計，不僅可以減少材料浪費，也能達到降低生產成本目的，如電子產品改採以「標準化」零件，便於維修與升級，以提升產品的生命週期性。

面對外部壓力，產業界更要跳脫傳統思維，推動跨業界合作模式，並且要與研發機構、大專院校等單位建立起策略聯盟，共同開發新材料、新製程以及新的營運模式，結合「AI智能」、「大數據運算」與「物聯網技術」，打造智慧多功能商品，延伸至生活服務領域，開創出最具競爭力與韌性的經營模式。 閱讀完整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