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愛情戲、沒男主角、監獄題材 林孝謙怎用「不賣座元素」改寫票房史
《陽光女子合唱團》突破七億元票房，成為台灣影史最賣座國片。導演林孝謙與編劇呂安弦耗時三年改編劇本，為的就是給觀眾「哭到不行」的情緒體驗。 撰文‧徐采薇
▲導演林孝謙（左）和編劇呂安弦（右）是多年搭檔，從《比悲傷更悲傷的故事》到《陽光女子合唱團》，兩人攜手創作出多部賣座電影。攝影·唐紹航
我聽見幸福，幸福在歌唱，唱人世悲歡，終化成土壤。」伴隨溫暖的歌聲緩緩流淌，當陳意涵飾演的母親惠貞，再度牽起女兒芸熙的小手時，歌曲未完，全場觀眾早已哭成一片淚海。 觀眾聚精會神看的是《陽光女子合唱團》，這部堪稱近年台灣「最好哭」的現象級電影。口碑帶動人潮，自二○二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上映至今，該片已突破七億元票房，一舉超越霸榜多年的《海角七號》與《賽德克．巴萊（上）》，登頂台灣國片影史冠軍。 編劇：拍片像賣麻辣鍋 夠辣才有記憶點 該片是導演林孝謙與編劇呂安弦這對老搭檔，繼《比悲傷更悲傷的故事》後再度聯手出擊。能夠大賣，也因它夠煽情、同時夠真情，賺足了觀眾的熱淚。 在兩小時又十五分鐘的片長裡，觀眾席間的啜泣聲此起彼落，幾乎沒有停過。「我就是要哭死大家！」林孝謙談起眾人的眼淚，毫不掩飾他的「用心良苦」，完全是一副「煽情大師」的架式。 呂安弦則用帶點俏皮的語氣比喻，拍片就像賣麻辣鍋，小辣嘗起來缺點意思，一定得夠辣，才有記憶點，「要感動人，就不要怕過頭。」 《陽光女子合唱團》證明了他們端出來的，絕對是超辣等級的麻辣鍋，幾乎把觀眾逼得痛哭流涕。 只是很少人知道，原來在十六年前，尚未晉升成「煽情大師」的林孝謙和呂安弦，也是那個坐在電影院裡，被感動得一塌糊塗的觀眾。 《陽光女子合唱團》改編自韓國電影《美麗的聲音》。一○年上映時，他們一起走進戲院看了首映，當時二人就被這個故事深深打動。 同年年底，林孝謙也拍攝了自己的第一部劇情長片《街角的小王子》。由於當年流行小清新的愛情電影，他也隨波走上這條路數，但上映後電影卻被批評清淡如水，沒太多水花。 林孝謙不甘心，他想證明自己可以拍出情感濃烈的電影。從此，「感情戲」成為林孝謙不斷雕琢的主題。 直到拍完同樣改編自韓國電影的《比悲傷更悲傷的故事》後，林孝謙正苦惱：「下一部要拍什麼呢？還有想改編的故事嗎？」腦中第一部浮現的電影，就是當年看到的《美麗的聲音》。在二二年，他和呂安弦便決定把當初的感動化作養分，一起重新詮釋這個動人故事。 按理說，有了《比悲傷更悲傷的故事》破兩億元票房的成功先例，林孝謙要找資金應該不難；現實卻是，新片因集齊了「沒愛情線、沒男主角、監獄」三大不賣座要素，起初完全沒人願意投資。 但憑藉對劇本的熱忱，林孝謙無所畏懼。既然沒人投資，他就自己來，直接找韓國CJ集團（CJ Entertainment）談版權。
做足田調 走訪女監、更生人協會 一開始，CJ開出天價，他拿不出來，只好再去信懇求，不斷表達自己對這部片的喜愛，甚至附上企畫書與過去拍片的成績單，才換得以分潤取代高價的結果，最終以上百萬元買下版權，正式啟動改編工作。 《陽光女子合唱團》的改編是場大工程，共歷時近三年。比起過去《比悲傷更悲傷的故事》僅花四個月，整整多出八倍時間。「改編期限甚至一度只剩半年，差點就要重買版權。」林孝謙苦笑著說。但為了打磨出「更在地」、「更感人」的劇本，他寧願多花點時間。 期間，他們頻繁走訪宜蘭女監、更生人協會、社會局和收出養媒合服務機構等單位，不僅深入了解台灣監獄的現況與法規，也挖掘在地個案與故事，融入劇本中，讓觀眾更容易「共感」。 電影中有一場戲，來自一名法官多年前親眼所見。即使母女情深，但受刑人知道自己無法好好照顧孩子。當法官說：「如果妳願意將孩子出養，妳就再也沒有扶養孩子的權利與義務。」受刑人只能強忍淚水說出殘忍的「我願意」。 還有翁倩玉飾演的「玉英阿嬤」，因生出罕病兒子而被丈夫唾棄，最後決定毒殺老公和兒子。故事原型來自一九八六年屏東的「紅帽阿姨案」，她因無法生育遭到夫家欺負，心理產生扭曲，犯下用氰化物糖果毒殺七名孩童的重罪。案情不盡相同，核心卻同是父權下的受害者。 當這些在現實生活中上演的悲劇被放進電影裡，賦予了電影角色與原版截然不同的血肉，變得更真實且貼近台灣觀眾。
▲林孝謙（中）很講究細節，親自指導飾演阿蘭（右，安心亞飾演）與劉宥芯（左，何曼希飾演）在折紙盒時的對手戲。壹壹喜喜電影公司提供
改編結局 尾聲製造情緒炸彈 不只人物有了變化，林孝謙在創作之初，也已經決定要為這個故事寫一個更完整、有力的結尾。 韓國版的全劇高潮停在母親與孩子重逢，在合唱團表演中一起牽手唱歌；但林孝謙選擇將劇情延伸至孩子長大後，方得知生母惠貞意外離世的消息，牽引觀眾在電影尾聲迎來又一波情緒炸彈。 「我們一直在思考角色與當代價值的契合，究竟要不要讓她為自己犯的錯得到懲罰？死亡是不是也可以有其意義？」林孝謙說。 拍片，即使是「煽情」，也必須合乎情。死亡與價值，融入創作者對社會意義的思考，林孝謙顯然極其講究。 再例如，劇本對小孩性別的改動。原版的孩子是兒子，他們卻換成女兒，悄悄流露出對現實中「重男輕女」現象的反擊。 田調時，他們更發現，受刑人孩子往往被投以異樣眼光，「他們會不會遺傳到父母的不良基因？」因此不易被領養。少數能被命運眷顧的孩子，也多為能「傳宗接代」的男嬰，而那些無法被領養的孩子，長大後很可能因缺少家庭關愛，重蹈父母覆轍，走上犯罪的路。 開拍前，林孝謙和呂安弦根據田調結果，整理了二十幾個訪談個案、約兩萬五千多字的逐字稿，以及關於入獄法規的手冊供演員參閱，為的就是嚴謹還原真實的監獄場景。 即使很小的細節也不能放過，呂安弦記得，最初他將受刑人犯錯要關禁閉的空間寫成「小黑屋」，後來才被法務部矯正署糾正，小黑屋是軍方用詞，應使用「違規舍」；還有像監獄裡吃飯前，要一起喊「長官好、同學好」的口號等，都不能馬虎。從改編到拍攝，他們步步走得艱辛且謹慎，成果也沒讓人失望。 成品煽情，卻本於扎實的田調。而每個女性角色，更都被賦予鮮明個性，有血有肉，有的沉穩，有的堅強，有的渾身帶刺，也有接地氣的大姊，企圖呈現出監獄裡形形色色的小社會樣貌。 「票房或許也反映了大家願意同情裡頭角色，」林孝謙有些欣慰地說，「而且還是願意相信愛。」 《陽光女子合唱團》吸引的年齡層很廣，在春節期間票房尤其衝得快。許多家庭老少一起觀賞，也打破了過去長者多半不願進戲院的局限。 林孝謙直言，對長輩來說，現在進戲院的門檻太高了。電影常常看完就忘了，而且一張兩、三百元的電影票，足以在串流平台上觀看一個月的隨選電影，「那為什麼要進戲院？」他一直自問，最終得出的答案依舊是「情緒體驗」。 投資人之一的秀泰影城董事長廖偉銘也觀察到，現代人進電影院有幾個意義：「需要被娛樂、被哭到或笑到，印象還要夠深刻。像《陽光女子合唱團》讓人進去大哭一場，在某種程度上是一種釋放與療癒。」 而讓人哭、讓人笑，也是林孝謙最擅長的本事。 「他是可以坐海盜船七次的人。」呂安弦笑說，林孝謙喜歡情感澎湃的體驗，玩樂是如此，拍電影也是如此。比起拍出讓人摸不著頭腦的藝術電影，他更希望拍出大家都看得又哭又笑、極具生命力的通俗電影。 下一步挑戰鬼片 「不拍無聊電影」 就如林孝謙最喜愛的導演史蒂芬．史匹柏（StevenSpielberg）那般，既可以拍出《侏羅紀公園》、《大白鯊》和《法櫃奇兵》等商業大片，也可以有像《辛德勒的名單》和《搶救雷恩大兵》這些兼具藝術與主流的奧斯卡得獎名作。 或許，《陽光女子合唱團》某種程度上已然做到了商業片的極致。在煽情的同時，卻也飽含對社會深刻的寄託與反思。 拍感情戲拍得駕輕就熟了，問他下一部電影想拍什麼，林孝謙不假思索地說，他要挑戰拍「鬼片」。看來讓人又哭又笑還不夠，他還想讓人驚聲尖叫。 「我不喜歡拍無聊的電影。」他推了推鏡框，淺淺地笑說。 獄中育兒 《陽光女子合唱團》與白色恐怖的聯想 電影裡的惠貞在服刑期間生子、並在獄中育兒的情節，在白色恐怖時代也曾真實上演。當時，有許多孕婦被抓進大牢，在裡頭哺乳，最終甚至被迫與孩子生離死別。 雖未有確切數字統計，但在國家人權博物館出版的《獄外之囚：白色恐怖受難者女性家屬訪問紀錄》中，即收錄了許多受難女性在獄中懷孕、生產的經歷。 例如，台南郵電局員工丁窈窕入獄時已經懷孕，後於女兒三歲時遭槍斃；小學教員陳勤的女兒，也在牢裡成長到快一歲，才被丈夫帶回去扶養；有「台灣最小的政治犯」之稱的已故導演洪維健，更是跟著母親朱瑜在獄中生活到五歲才離開。
根據高雄醫學大學性別研究所教授李淑君的研究論文《「例外狀態」下的「失調姿態」：白色恐怖監獄中的女性政治受難者的失調身體》，獄中的孕婦，其生命並非單獨存在，而是同時承受自身與胎兒、孩子的雙重威脅。 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及歷史學系合聘教授、台灣教授協會會長薛化元也指出，即使後來這些受難者的孩子離開監獄回到社會，也經常因此遭同儕霸凌、排擠，導致他們與父母產生隔閡。這樣的陰影，往往會伴隨受難者與其家庭一生。 … 本文摘錄自 今周刊 2026/3月 第1525期
閱讀完整內容 ▲林孝謙（中）很講究細節，親自指導飾演阿蘭（右，安心亞飾演）與劉宥芯（左，何曼希飾演）在折紙盒時的對手戲。壹壹喜喜電影公司提供
改編結局 尾聲製造情緒炸彈 不只人物有了變化，林孝謙在創作之初，也已經決定要為這個故事寫一個更完整、有力的結尾。 韓國版的全劇高潮停在母親與孩子重逢，在合唱團表演中一起牽手唱歌；但林孝謙選擇將劇情延伸至孩子長大後，方得知生母惠貞意外離世的消息，牽引觀眾在電影尾聲迎來又一波情緒炸彈。 「我們一直在思考角色與當代價值的契合，究竟要不要讓她為自己犯的錯得到懲罰？死亡是不是也可以有其意義？」林孝謙說。 拍片，即使是「煽情」，也必須合乎情。死亡與價值，融入創作者對社會意義的思考，林孝謙顯然極其講究。 再例如，劇本對小孩性別的改動。原版的孩子是兒子，他們卻換成女兒，悄悄流露出對現實中「重男輕女」現象的反擊。 田調時，他們更發現，受刑人孩子往往被投以異樣眼光，「他們會不會遺傳到父母的不良基因？」因此不易被領養。少數能被命運眷顧的孩子，也多為能「傳宗接代」的男嬰，而那些無法被領養的孩子，長大後很可能因缺少家庭關愛，重蹈父母覆轍，走上犯罪的路。 開拍前，林孝謙和呂安弦根據田調結果，整理了二十幾個訪談個案、約兩萬五千多字的逐字稿，以及關於入獄法規的手冊供演員參閱，為的就是嚴謹還原真實的監獄場景。 即使很小的細節也不能放過，呂安弦記得，最初他將受刑人犯錯要關禁閉的空間寫成「小黑屋」，後來才被法務部矯正署糾正，小黑屋是軍方用詞，應使用「違規舍」；還有像監獄裡吃飯前，要一起喊「長官好、同學好」的口號等，都不能馬虎。從改編到拍攝，他們步步走得艱辛且謹慎，成果也沒讓人失望。 成品煽情，卻本於扎實的田調。而每個女性角色，更都被賦予鮮明個性，有血有肉，有的沉穩，有的堅強，有的渾身帶刺，也有接地氣的大姊，企圖呈現出監獄裡形形色色的小社會樣貌。 「票房或許也反映了大家願意同情裡頭角色，」林孝謙有些欣慰地說，「而且還是願意相信愛。」 《陽光女子合唱團》吸引的年齡層很廣，在春節期間票房尤其衝得快。許多家庭老少一起觀賞，也打破了過去長者多半不願進戲院的局限。 林孝謙直言，對長輩來說，現在進戲院的門檻太高了。電影常常看完就忘了，而且一張兩、三百元的電影票，足以在串流平台上觀看一個月的隨選電影，「那為什麼要進戲院？」他一直自問，最終得出的答案依舊是「情緒體驗」。 投資人之一的秀泰影城董事長廖偉銘也觀察到，現代人進電影院有幾個意義：「需要被娛樂、被哭到或笑到，印象還要夠深刻。像《陽光女子合唱團》讓人進去大哭一場，在某種程度上是一種釋放與療癒。」 而讓人哭、讓人笑，也是林孝謙最擅長的本事。 「他是可以坐海盜船七次的人。」呂安弦笑說，林孝謙喜歡情感澎湃的體驗，玩樂是如此，拍電影也是如此。比起拍出讓人摸不著頭腦的藝術電影，他更希望拍出大家都看得又哭又笑、極具生命力的通俗電影。 下一步挑戰鬼片 「不拍無聊電影」 就如林孝謙最喜愛的導演史蒂芬．史匹柏（StevenSpielberg）那般，既可以拍出《侏羅紀公園》、《大白鯊》和《法櫃奇兵》等商業大片，也可以有像《辛德勒的名單》和《搶救雷恩大兵》這些兼具藝術與主流的奧斯卡得獎名作。 或許，《陽光女子合唱團》某種程度上已然做到了商業片的極致。在煽情的同時，卻也飽含對社會深刻的寄託與反思。 拍感情戲拍得駕輕就熟了，問他下一部電影想拍什麼，林孝謙不假思索地說，他要挑戰拍「鬼片」。看來讓人又哭又笑還不夠，他還想讓人驚聲尖叫。 「我不喜歡拍無聊的電影。」他推了推鏡框，淺淺地笑說。 獄中育兒 《陽光女子合唱團》與白色恐怖的聯想 電影裡的惠貞在服刑期間生子、並在獄中育兒的情節，在白色恐怖時代也曾真實上演。當時，有許多孕婦被抓進大牢，在裡頭哺乳，最終甚至被迫與孩子生離死別。 雖未有確切數字統計，但在國家人權博物館出版的《獄外之囚：白色恐怖受難者女性家屬訪問紀錄》中，即收錄了許多受難女性在獄中懷孕、生產的經歷。 例如，台南郵電局員工丁窈窕入獄時已經懷孕，後於女兒三歲時遭槍斃；小學教員陳勤的女兒，也在牢裡成長到快一歲，才被丈夫帶回去扶養；有「台灣最小的政治犯」之稱的已故導演洪維健，更是跟著母親朱瑜在獄中生活到五歲才離開。
根據高雄醫學大學性別研究所教授李淑君的研究論文《「例外狀態」下的「失調姿態」：白色恐怖監獄中的女性政治受難者的失調身體》，獄中的孕婦，其生命並非單獨存在，而是同時承受自身與胎兒、孩子的雙重威脅。 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及歷史學系合聘教授、台灣教授協會會長薛化元也指出，即使後來這些受難者的孩子離開監獄回到社會，也經常因此遭同儕霸凌、排擠，導致他們與父母產生隔閡。這樣的陰影，往往會伴隨受難者與其家庭一生。 … 本文摘錄自 今周刊 2026/3月 第152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