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福壽螺相遇的我們，是「福」還是禍？

蔡晏霖
陽明交通大學人文社會學系副教授。

Take Home Message

福壽螺有獨特的生物特性：具有鰓與肺兩套呼吸系統、在地面上產卵與卵團含有類胡蘿蔔素等性狀，成功結合多種生存策略，讓福壽螺能在乾濕交替的高壓環境下生存與繁殖。

多數被棄養的外來物種在野外無法存活或擴散，但福壽螺的生物特性與臺灣的水稻生產環境高度契合，工業化的單一種植稻作體系，更放大這些性狀所帶來的生態優勢。藥物殺螺的防治策略雖能保住秧苗，但同時犧牲了水田的生物多樣性。

參照福壽螺原生地阿根廷與日本九州的環境條件與農法安排，人螺確實有減害共存的可能。雖然氣候條件不同，但若我們希望更多水田成為生態綠網的一環，防治策略便有必要從單純移除福壽螺，轉向既有稻作體制，藉此提升水田的生態韌性。



如果你曾路過家附近的公園水池、校園生態池，或是去鄉間玩耍，一定會在水面上的水泥牆或植物莖桿上，看過顏色鮮豔到近乎螢光的粉紅色小團塊。那並不是誰亂吐的口香糖，而是福壽螺（Pomacea canaliculata）的卵。福壽螺是一種長得像大號田螺的貝類，雖然名字裡有「福壽」兩個字，但在臺灣，牠們幾乎是全民公敵。稻農罵牠是吃秧苗的有害生物，不務農的人嫌牠噁心，課本說牠是破壞生態的外來入侵物種。不過，同樣是福壽螺，日本卻有農民叫牠「稻守貝」，感謝牠幫忙抑制田間雜草；在福壽螺的原生地阿根廷，絕大多數人卻根本沒聽過此生物。明明是同一物種，為什麼命運卻大不相同？答案顯然不只在螺身上，更在於每個地方的人類、螺與其他生物相遇後所共同譜寫的多物種歷史。

別急著打怪：你真的認識福壽螺嗎？

我們以前認為在臺灣的福壽螺就是蘋果螺科（Ampullariidae）、福壽螺屬（Pomacea）下的單一物種 Pomacea canaliculata ，但近幾年的研究陸續指出巨大蘋果螺（Pomacea maculata）、Pomacea occulta nov. sp. 等這些單從外形難以區別的近緣種， 也都可能曾被帶來臺灣。多數蘋果螺科同時有鰓與肺兩套呼吸系統，這賦予他們極強的環境適應力。當水質惡化，牠們可以像浮潛員一樣把呼吸管伸出水面取氧，即使是乾旱時節，牠們也能離水存活很久。福壽螺屬則進一步把卵產在水面以上， 大幅降低卵塊被水中掠食者掃光的風險。然而把卵放在空氣中，就意味著胚胎要面對乾燥與日照等環境壓力。研究指出，福壽螺(Adobe Stock)與巨大蘋果螺卵中的類胡蘿蔔素（carotenoid）蛋白，不只提供胚胎營養，還能防紫外線、抗氧化，並以醒目色澤對掠食者示警。另外，高度穩定的大分子構造則讓卵塊即便被掠食者吃了也難以消化，對鼠類甚至具有毒性。多數臺灣人厭惡的螢光粉卵塊，卻是學者眼中成功結合多重生存策略、獨步動物界的演化創新成果。



但就算環境適應力強又能快速量產，福壽螺在原生的南美巴拉那河（Paraná River）流域也不是無敵魔王。牠是食物網底層的一員，當地生物例如鱷魚、魚、蛇、浣熊、螺鷹和秧鶴都愛吃福壽螺，後兩者甚至特化出彎鉤長喙，能突破緊閉的螺蓋，直取螺肉。福壽螺獨特的物種特性，或許正是在高度生存壓力下磨練出的避險策略。就像長頸鹿的脖子與猛禽的銳眼，福壽螺的生物屬性是牠為了活下去練就的本事，無所謂善惡或好壞。真正的問題是：這套本事遇見了什麼樣的作為與環境，才被放大成一場農業災難？若把原因簡化成「愛吃、會生、缺乏天敵」，雖然也沒錯，卻不夠完備，因為這類說法過於聚焦於生物特性，反而忽略了人類究竟創造了什麼制度與環境，來造就福壽螺異地逢春的奇特命運？

問題出在哪裡：失控的馴化

將時空拉回半個世紀前，臺灣在1971年退出聯合國，1979年美中建交。在危機意識之下，臺灣興起一波波對外移民潮。一群移住阿根廷的臺灣人意外在巴拉那河流域與福壽螺相遇，覺得牠的外型像臺灣鄉間美味的田螺，繁殖速度卻快很多。與此同時，臺灣農村的農作收入持續下滑，許多家庭積極投入養殖副業；加上當時社會對外來物種的生態風險缺乏意識，自1950 年代後期便陸續出現一波波新興物種養殖熱潮，包括許多軍公教家庭曾積極投入的金絲雀（Serinus canaria）養殖。由南美移民帶回臺灣的「阿根廷田螺」，也重新被包裝成「錢景看好」的養殖商品，以「福壽螺」、「金寶螺」等具吉祥寓意的商業名稱，迅速擴散到全臺大小農村甚至都市裡的家庭養殖池中。

後來發生的事情如同推倒的骨牌。種苗市場飽和、收購商不見蹤影，絕望的農民開始把養殖池裡的螺排入溝渠，致富夢想變成了農村惡夢。通常來說，多數外來物種被棄養後較難在野外存活或擴散，然而福壽螺的生物特性，恰好與臺灣以水稻為中心的農業地景高度契合。也就是說，福壽螺在臺灣的「成功」，不是單靠牠很會吃、很會生而已，而是牠的「吃」與「生」，與臺灣工業化的水稻生產節奏非常合拍。以20 日齡秧苗進行高密度插秧的農田，提供福壽螺最嫩易啃且吃不完的佳餚；長期蓄水與相連水路則提供牠快速移動與擴散的通道；代耕育苗與農機跨田作業則是將福壽螺轉運至各處田區的順風車。

更麻煩的是，當我們發現失控並嘗試重新控制時，所施行的措施還會製造更多問題。例如說，為了抑制插秧期的田間螺量，慣行農法常用化學殺螺劑， 有機農法則多以苦茶粕防治。但不論哪一種，只要策略核心是「速效清零」，都將殺死田裡的其他水生生物，導致原本可能稍微牽制福壽螺的生物鏈也隨之崩解。另一方面，能夠鑽土避難、族群恢復力極強並且水陸兩棲的福壽螺，尤其是那些環境耐受性高、吃食與生產效率也高的大螺，則成為高壓環境下最有機會存活的贏家。換句話說，農民年復一年為除螺所投入的努力與金錢，最後不僅犧牲了水田的生物多樣性，更為這些大螺打造發光發熱的舞臺。快速收效除螺的「藥」，對水田生態卻是長期的「毒」。



他山之石：因「螺」制宜

再看看福壽螺在原生地阿根廷與日本九州的處境。阿根廷大規模稻作常採粗放的乾式直播，也就是先在乾地播種，等秧苗長大後再進水。此時秧苗已度過最幼嫩的階段，於是福壽螺傾向啃食雜草而非幼苗。日本則因冬季低溫與水旱輪作，已先初步降低福壽螺全年繁殖的機會。但更關鍵的是，九州部分農民以穴盤培育出大株秧苗再移植，或用乾式直播搭配精準水位控制，誘使福壽螺啃食剛冒出的雜草，螺量不夠時甚至要從鄰田「借螺」來吃雜草，「稻守貝」的稱號由此而來。

綜觀阿根廷與九州，農人藉由不同的農法安排，與螺協商出和臺灣不同的關係。這樣的對照也凸顯福壽螺在一地是否成害，往往取決於耕作的「社會與生態條件組合」， 特定的氣候、作物、農法、水路、用藥與田間生物的組合，有可能抑制福壽螺，也可能鼓勵牠生長。也因此，如果我們看重的不只是水稻產量，也想推進水田的生態系服務功能，那麼就該積極面對臺灣水稻產業既有操作模式與福壽螺生態之間糾結的互動關係。


▲即使是轉植已經一個月的大秧還是會被大螺攻擊，大秧農法不求清零只求減害共存。（作者提供）
同時，有些改變正在發生。許多友善耕作小農改用手撿螺，或嘗試調整農法，引進日本的大秧育苗盤與插秧機來緩解螺害也留住生態， 同時還能吸引願意為生態買單的消費者。更有趣的是， 在福壽螺引進將近半世紀後， 福壽螺在臺灣早已不再是「沒有天敵」的狀態。在各地水田， 有愈來愈多人觀察到彩鷸（Rostratula benghalensis）、紅冠水雞（Gallinula chloropus）、中華鱉（Pelodiscus sinensis）、柴棺龜（Mauremys mutica）、光潤金線蛭（Whitmania laevis）與田間鼠類都已經會捕食福壽螺，花東海岸的寄居蟹也會以福壽螺的空殼為家。這提醒我們，即便是一場失控的馴化，也會在時間與互動中長出新關係。而如果許多生物都已經學會把福壽螺納入臺灣水田的「新生態」，並發展出與時俱進的共存策略，那麼臺灣社會整體對待福壽螺的心態與方式，是否也有調整與升級的可能？

追根究底，我們真正需要「殺掉」的，不是福壽螺本身，而是那套只把螺看成入侵者與敵人的思考慣性。因為那會讓我們看不見自身的作為與制度如何塑造人螺關係，並讓臺灣社會失去可從福壽螺案例集體反思與學習的機會。

重新協商與螺的關係並不意味著把入侵種浪漫化，也絕非要求所有水田立刻禁止用藥。它鼓勵我們提問：在不同的環境條件、田區尺度、勞力配置與市場結構下，我們能不能把「控制螺害」從毒殺的單一思維，轉變成同時也考量生態韌性的協商？即便在多數田區，殺螺藥看似難以避免，我們仍可把它視為最後一道防線，而非第一與唯一的措施。一方面，我們能否透過插大齡秧苗、進水口防螺網的布建、精準水位管理、水旱輪作與田間棲地調整，以更整合、多元的方式降低螺害，另一方面也透過公糧與補助制度的微調，擴大對水田生態系服務的政策性支持，讓產量不再是唯一被獎勵的價值？當政策的指揮棒不再只指向「產量優先」，田間操作的方式才有機會改變，新的人螺關係與水田生物多樣性也才有成長空間。

至於沒有在種田的你，可以從福壽螺的故事學到什麼？我想說的是：每一個外來入侵物種的故事，終究都是臺灣的社會生態環境與牠相遇的故事。唯有具體認識我們自身如何一路鋪陳，與螺共創出牠現今的處境，才有可能對症下藥或以「最小傷害」原則練習共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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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閱讀
Pasquevich, M.Y. et al. (2017). Convergent evolution of plant and animal embryo defences by hyperstable non-digestible storage proteins. Sci Rep 7, 15848.

… 本文摘錄自 科學月刊 2026/6月 第678期